什么是真正的香港危機

（向春/圖）

說起香港人的特質，很多人都會用到“務實”這個詞。確實，長期以來，香港人在政治方面都不愛搞宏大敘事，務實和理性的風格甚至使他們對政治和群體表達相對 冷漠。這一點，從香港的報攤就可以看出來：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一本像樣的時政雜志，娛樂八卦周刊毫無疑問才是雜志的中堅。香港人幾十年來習慣了專注于自己的 工作與家庭，激烈的群體表達似乎與香港人無緣。大學教授們，也都傾向于做一個知識分子而不是意見領袖。

但情況在這些年顯然已經發生變化，香港似乎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這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我們只有了解香港今天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困境，才能明白為何“This city is dying（這城市快死掉了）”，會在過去一年成為城中熱話。

香港經濟模式的困境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更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最懸殊的城市。

香港是一個稅基狹窄的外向型經濟體，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利得稅、薪俸稅、地價收入和投資收益?，F今的香港政府，與物業相關的稅收亦接近兩成，其比例遠遠高于經合組織成員國。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間，政府賣地和投資收益共占政府總收入的39.6%；在過去兩年，政府的賣地收入更是分別超過了600億和800億港元，以政府年度總收入為兩千多億計算，約占三成。

學者們普遍認為，這種土地和房地產財政既缺乏穩定性，更存在結構性問題。但與此同時，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衛生和社會福利，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會進一步增大。更加吊詭的是，高地價政策給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負擔，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賴賣地收入來“派糖”平息民眾的怨氣，這變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盡管目前香港仍能以賣地保證庫房盈余，其公共財政卻隱藏著極大的危機。

香港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華時期以來，政府不再安于“積極不干預”的角色，不斷嘗試主導經濟轉型，發展新產業，但“八萬五”的房屋政策導致樓價暴跌，代表高科技經濟的“數碼港”最終淪為地產項目。在經歷了連續的赤字預算案和SARS的打擊之后，政府終于決定接受“背靠祖國”的定位，開始大力發展與內地的經貿融合。這便是2004年開始實行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內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學者盧兆興曾以“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來描述香港回歸后所經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大陸化”這個詞本身已經揭示了，“一國兩制”實行十五年以來，兩地間的融合多于疏離，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內地的靠攏為主。作為中央對香港的一種經濟策略的“大陸化”，恰恰始于CEPA和自由行。

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香港政府工業貿易署的統計，僅僅在2007年到2009年，香港的服務企業因CEPA獲得的累積業務收益超過500億港元；而香港根據CEPA設于內地的企業在此期間獲得約1985億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專業人士估計，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