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6）

在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于1959年撰寫的百科全書條目中，他是如此定義文明的：

它首先是個空間概念，一個“文化領地”……一個地域。有了這塊地域……你必須想象出種類極其繁多的“產品”和文化特征，從住房形式、建房材料、屋頂材料，到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組方言，烹調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體系，示愛方式，甚至羅盤、紙張和印刷機。當這個領地形成某些特質，比如該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經遍布整個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一直延續下去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它稱為文明。

然而，較之對變化的闡釋，布羅代爾更擅長于描述結構。如今，我們常聽到的是，史學家應該講故事，因此，本書為讀者呈現大歷史——對一個文明擺脫曾限制此前所有文明發展的羈絆而興起背后的原因展開大篇幅的敘述時，也一并將為數眾多的小故事或其中的微觀歷史予以呈現。然而，栩栩如生的描述還不夠。“西方為什么會逐漸統治全球其他地域？”針對這個問題，僅僅用故事來回答是不夠的。此外還需要分析，需要旁證，要通過反事實的方法予以證明：如果我在此發現至關重要的革新并不存在，那么西方是因為某種我漏掉或強調不足的其他原因統治了其他地域嗎？或者這個世界后來會有截然不同的發展結局——中國或某種其他文明占支配地位？我們不能欺騙自己，認為我們的歷史故事，如通常所設計、編排的那樣，僅僅是歷史故事的花樣翻新而已。我們應該看到，對當代人而言，西方主導世界的事實似乎并不是他們自己當初所設想的最有可能出現的未來情形；在歷史演員的頭腦中，毀滅性慘敗的危機感比現代讀者所期待的美好結局來得強烈。在作為實際經驗的歷史事實中，在很大程度上說，歷史更像一局國際象棋，而不是小說；更像足球比賽，而不是一出戲劇。

歷史并不只是呈現積極的一面。沒有任何嚴肅的作家會聲稱，西方文明的統治沒有污點記錄。但有人卻堅持認為，歷史沒有任何積極的一面。這種立場是荒唐可笑的。與所有偉大的文明一樣，西方文明也具有兩面性：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其卑鄙的一面?；蛟S，更好的方式是將文明喻為詹姆斯·霍格筆下《一個清白罪人的私人回憶錄與自白書》（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年），或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創作的《杜里世家》（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年）中長期不和的兩兄弟。競爭和壟斷，科學和迷信，自由和奴隸制，關愛和殺戮，辛勤勞作和懶惰，在所提的種種情形中，西方是善之源，也是惡之始。如霍格或斯蒂文森小說中所描述的，兩位兄弟中的強者最后終于出人頭地了。我們也必須抵制誘惑，避免對歷史失敗者的故事予以美化。而那些遭受西方列強蹂躪的，或者西方國家以較為和平的方式通過借貸或強制手段對其進行改造的國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的是，他們無法持續改善其居民的物質生活質量。一大難點在于，我們無法總是重構這些非西方民族過去的思維，因為不是所有民族的文明都留有思想的記載。歸根結底，歷史首先研究的對象是文明，因為沒有書面記錄，史學家就只能依賴矛頭和瓷罐瓷片展開研究，而他們通過這些能推測的東西就少多了。

法國史學家、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說過，文明史“覆蓋面最廣……涵蓋了所有其他內容”。學術派總喜歡在經濟、社會、文化、知識、政治、軍事和國際史間作專業化區分，由此建立多學科種類的界限，而文明史必須超越這種專業化區分的界限。文明史必須覆蓋恢弘的時空，因為文明史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也不是轉瞬即逝的現象。但是，諸如本書這樣探討文明史的著作也不可能寫成百科全書。對于那些因被省略的內容而抱怨的讀者而言，我唯有抬出那位特立獨行的爵士演奏家蒙克塞隆尼斯·孟克，引用他的話：“不要什么都演奏（或者每次都演）；有些東西，不用去管……你沒演奏的內容可能比你演奏的內容更重要。”我認同。因此，以下章節中，很多音符和和弦被省略了。但是，省略它們可不是沒有原因的。文明史素材的選擇是否反映了中年蘇格蘭人——西方主導世界的最大受益人——的偏見呢？很有可能。我真心地希望，我選擇的素材不會遭到維護當今西方價值觀的大多數熱情、雄辯的捍衛者的譴責，因為我所選擇的文明，其人種起源與我們的起源是截然不同的。

旨在論述600年世界史的著作，必定是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本書能夠問世，我要感謝很多人。我要感謝在以下檔案室、圖書館和機構工作的員工：AGI檔案室、阿爾伯特·卡恩博物館，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查爾斯頓圖書館學會、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考比斯網站（Corbis）、達喀爾巴斯德研究所、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柏林–達勒姆普魯士國家機密檔案館、格蒂圖片社、格林尼治天文臺、維也納軍事史博物館、愛爾蘭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密蘇里歷史博物館、仕女路博物館，利馬的德奧羅博物館，倫敦國家檔案館、國家海事博物館、伊斯坦布爾的奧斯曼檔案館、PA相片社、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和民族學博物館、達喀爾的塞內加爾國家檔案館、南卡羅來納歷史學會、東方和非洲研究院、蘇雷曼尼亞手稿博物館，當然還有哈佛無與倫比的懷德納圖書館。如果不額外對谷歌表示感謝，那也是不公平的，因為谷歌對于加速歷史研究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資源，還要感謝在線圖書館和維基百科，這兩種資源也使史學家的研究比以前更方便了。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從丹尼爾·蘭斯伯格–羅德里格斯、曼尼·呂康–克魯茲、賈森·羅基特和杰克·孫那里獲得了價值極大的協助外，薩拉·沃林頓的支持也同樣不可或缺。

與往常一樣，本書是集合大西洋兩岸企鵝出版社的編輯——倫敦的西蒙·溫德和紐約的安·高道夫，他們擁有嫻熟的編輯技能和飽滿的激情——的優勢順利出版的。彼得·詹姆斯出類拔萃，所做的不僅僅限于編輯工作。同樣也要感謝理查德·杜吉德、羅茜·格萊舍、斯特凡·麥格拉思、約翰·梅金森、潘·福爾格及其他太多難以一一提及的人。

與我以前寫的5本書一樣，《文明》在最初不僅是一本書，還是一個電視系列片。在第四頻道的拉爾夫·李和西門·伯松的協助下，使難以理解或無法理解的本系列變得淺顯、明白。如果沒有“中美國”媒體所組織的卓越團隊，無論電視系列片還是書籍都不可能完成。這個團隊包括：電影拍攝圈的明星人物德瓦爾德·阿克馬，影片第二部和第五部的制作助理詹姆斯·埃文斯，我們的文獻研究員艾莉森·麥克艾倫，制作蘇珊娜·普萊斯，執導影片第二部和第四部的詹姆斯·朗西，我們的制作經理薇薇安·斯迪爾，影片第三部和第四部的制作助理夏洛特·威爾金斯。在節目的早期制作中，喬安娜·波茨發揮了關鍵作用?？死锼?middot;奧彭肖、麥克斯·哈格·威廉姆斯、格蘭特·羅森和哈力克·莫里，圓滿完成了節目在英國和法國的拍攝。我的“中美國”媒體的伙伴梅蘭妮·福爾、阿德里安·佩南對我懷著極大的耐心和寬容，我們的三位一體很好地推動了宣傳。還要提及的是，我的朋友克里斯·威爾森確保我沒有誤過一次飛機。

在協助我們拍攝影片的眾多人中，還有大量的維修工作人員參與到了本書所涉及的研究工作中。感謝你們：曼弗雷德·安德森、卡迪迪亞圖·巴、莉蓮·陳、特雷薩·霍爾斯卡、佩耶·揚達、沃爾夫岡·克內普夫勒、德博拉·麥克勞克蘭、馬蒂亞斯·薩莫雷拉、黛西·牛頓–鄧恩、何塞庫托·諾格拉、勒·烏茲泰金和恩斯特·福格爾。

在我們周游世界時，我采訪過很多人，所以我也想向他們表達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謝的是：貢薩洛·阿利亞加、尼哈爾·本吉蘇·卡瑞克、牧師約翰·林戴爾、米克·羅森、瑞安·斯奎布、伊萬·托斯卡、斯特凡·沃利、張韓平，最后，絕對不能忘了感謝達格南的羅伯特·克拉克學校的小學生們。

我非常有幸能得到安德魯·衛理這樣一位經紀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文學界經紀人，同樣要感激的是我的英國電視經紀人蘇·艾頓。另外也要向衛理經紀公司在倫敦和紐約辦公室的斯科特·莫耶、詹姆斯·普倫以及其他所有員工送上我的謝意。

除了我以前和現在的學生及眾多的朋友外，大量知名史學家也慷慨地抽時間讀了本書全部或部分手稿，他們包括：拉維·阿卜杜勒、阿里·阿揚、布萊恩·阿費爾布赫、皮耶爾保羅·巴比、杰里米·卡托、J·C·D·克拉克、詹姆斯·埃斯代爾、坎貝爾·弗格森、馬丁·雅克、哈羅德·詹姆士、瑪雅·葉索諾夫、喬安娜·劉易斯、查爾斯·梅爾、哈桑·馬利克、諾埃爾·毛雷爾、伊恩·莫里斯、查爾斯·默里、阿爾·穆薩基奧、格倫–奧哈拉、斯蒂芬·品克、肯·羅格夫、艾瑪·羅斯柴爾德、亞歷克斯·沃森、阿恩·維斯塔、約翰·王和杰里米·耶倫。也要感謝菲利普·霍夫曼、安德魯·羅伯茨和羅伯特·威爾金森。本書仍有錯誤，本人負全部責任。

我想感謝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的校長和同事，及他們在奧麗爾學院和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同事。感謝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的院長約翰·賴希安及其員工。本書完成于倫敦經濟學院的線上經濟學文件服務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DEAS centre），在那里，作為2010~2011學年的菲利普·羅曼教授，我受到了很好的關照。然而，我最要感謝的，是我在哈佛的同事。要分別感謝哈佛歷史系的每位同事會花很長時間，因此，請容許我來個集體感謝：沒有你們這些同事的支持、鼓勵和智力上的激發，我是不可能寫成本書的。同樣，請容許我對哈佛商學院來個集體致謝，尤其是歐洲研究中心的全體教師和員工以及國際經濟單位商業與政府部門的同事，也要感謝國際事務韋瑟中心，科學和國際事務貝爾弗中心，在經濟史研討會和洛厄爾樓的朋友們。還有查爾斯河兩岸我所有的學生，尤其是選修我的通才教育課“世界十九大社會”（Societies of the World 19）的那些學生。本書的寫作在你們的課堂上啟動，從你們的論文和反饋中得到了極大的幫助。

最后，我向我的家人表達由衷的感激之情，尤其感激我的父母和經常被我忽略的孩子們（費利克斯、芙蕾雅和拉克蘭），從很多方面看，我是為你們寫作了本書，我的孩子們。也不能忘了感謝孩子的媽媽蘇珊及我們眾多的親戚。

最后，我要將本書獻給一個人——對于西方文明的真正意義及其仍然給世界的啟發，他比我認識的任何其他人都理解得更透徹。

2010年12月

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