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5）

接下來的內容涉及歷史方法論；沒有耐心的讀者可以直接跳過我為本書寫作的前言，因為我有一種強烈的印象：當前活著的人，對死去的人的關注度是不夠的。在見證我的三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有這樣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們所學的歷史比同齡時期的我學的少，這并非因為他們的老師差勁，而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教科書差勁，歷史考試就更不用說了。在見證金融危機逐漸升級之際，我意識到，絕不只有他們如此，因為在西方世界銀行和財政部中，似乎只有極少數人對上次的大蕭條略微具備那么一點最膚淺的知識。大致30年來，西方中學和大學中的年輕學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實質性的歷史知識。他們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塊”，不是敘事史，更談不上編年史。接受的訓練是按固定的模式對文獻選節進行分析，而不是培養廣泛、快速閱讀的關鍵技能。學校教育鼓勵他們同情想象中的羅馬百夫長和大屠殺中的犧牲品，而不是培養他們就其困境的由來和過程撰寫論文。在《歷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劇作家艾倫·班尼特提出了“三難選擇”：歷史應該作為反面立論來教，還是在與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學習，或僅僅是“羅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以上種種方法中，沒有一種是針對當今六年級的學生的，顯然，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六年級的學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輸了少量“幾個事件”，而且毫無特定順序。

我擔任教職的大學的上任校長曾坦承，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念本科時，他的母親曾懇求他至少修一門歷史課。這位天資聰穎的年輕經濟學家傲慢地回答說，較之于過去，他更對未來感興趣?，F在，他知道那時的偏愛是虛幻的。事實上，世界上本沒有所謂單數形式的“未來”，有的只是復數形式的“未來”。歷史可以有多種闡釋方式，當然，沒有哪一種解釋是絕對確定的，但是，我們的過去只有一種。雖然歷史已離我們遠去，但它對于認識我們當今的經歷和我們明天及之后將面臨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首先，世界當前的人口在曾來到這個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約為7%。死去的人比活著的人多；換句話說，死人和活人的比例為14∶1；無視如此規模的人口所積累的經驗會讓我們陷入危險境地。其次，要認識一閃而過的今天及預知我們未來面臨的多種可能性（但只有一種可能會變為現實），過去確實是我們唯一的知識來源。歷史不僅在于我們如何研究過去，更在于我們如何研究時間本身。

讓我們首先承認這個主題的局限性。史學家不是科學家。他們無法（也不應該嘗試）以可靠的預測能力建立普遍適用的社會或政治“物理學”。為什么呢？對于那構成過去的長達數千年的實驗，我們是絕對無法重復的。人類歷史的樣本只有一個。此外，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實驗中的“粒子”是有意識的，其意識活動因為各類認知偏差而互不相同。這意味著，他們的行為比沒有意識、沒有思想、不旋轉的粒子更難以預測。在人類的很多特殊傾向中，有一種是人類在演進過程中，幾乎本能地學會了從其過往的經歷中汲取經驗教訓。所以，他們的行為具有適應性，其行為傾向逐漸在變化。我們并不是隨意地漫游，而是在道路上行走，而且，當前方的道路分叉（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時，我們以前的經驗就決定了我們會選擇的方向。

那么，史學家能干點什么呢？首先，以量化數據為基礎模仿社會科學家，史學家可以設計“涵括法則”，根據卡爾·亨佩爾邏輯，對歷史的歸納陳述可概括大多數事例，舉個例子，當獨裁者而不是民主領袖掌權時，該國打仗的可能性就增大。史學家可以發揮想象力，按照偉大的牛津哲學家科林伍德在其1939年出版的自傳中所描述的方法，與已亡故的事物展開交流。模仿和概括這兩種歷史探究方法讓我們有機會將過去殘存的遺跡還原成歷史原貌，使之成為一整套知識和闡釋，讓我們在事后揭開其困境迷局，并找出應對方法。有關我們未來可能經歷的情形，任何嚴肅的預測陳述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一種或兩種歷史探究法為基礎的。如果不是，那么這就與新聞報刊中的占星欄屬于同一個范疇了。

對“一戰”后興起的自然科學和心理學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遠大志向在于，拋棄他所不屑的“剪貼式歷史”——歷史作者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編修風格重復他們前輩的說法——將歷史帶入現代。他的思維過程自身就值得梳理：

1.“史學家研究的過去并不是已死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仍然”以殘存至今的痕跡（文獻和人工制品）形式“活在現在的過去”。

2.“所有歷史都是推理史”——這是說如果一件歷史證物有意表達的目的無法被推測出來，那它將毫無意義。

3.這種推理過程要求史學家發揮能跨越時間的飛躍性想象力：“歷史知識是史學家所研究的推理史在其頭腦中的再次演繹。”

4.歷史的真正含義來源于過去和現在的并置、比較：“歷史知識是從當今思維的角度去演繹過去，同時從過去的角度對思維進行調整。”

5.因此，史學家與歷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訓練有素的伐木工與無知的旅行者。“除了樹和草，這里什么都沒有。”那位旅行者這么想著，隨后繼續前進。“看，”伐木工說，“那草叢中有一只老虎。”換言之，科林伍德認為，歷史給我們帶來的是“與（科學）法則完全不同”的東西，也即洞察力。

6.洞察歷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僅告知人們過去，也告知人們現在，它顯見的課題就是將歷史套用于現在，對其進行剖析，使其本質顯現于世人面前。

7.至于我們選擇用于歷史探究的主題，科林伍德則十分明確地指出，與他同在劍橋的同齡人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斥為“現時意識”（present-mindedness）的內容沒什么不對：“真正的歷史問題從實際問題中產生。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將局勢看得更清楚，進而響應召喚應對挑戰。所以，從根本上說，最終產生的問題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他們在尋求解決方法時所參考的就是歷史。”

科林伍德博學多才，精通哲學和考古，是堅定的綏靖政策反對者，也是早期討厭《每日郵報》的人。多年來，他一直是我的導師，在我寫作這本書時，他更是不可或缺。探討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將它留給那些剪貼式歷史的傳播者。這的確是我們當代的一個實際問題，因而本書意在發揮伐木工式的引路作用，因為這片草叢中隱藏著一只以上的老虎。

在盡職盡責地重構過去的推理過程中，我總是努力記住關于過去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容易疏忽過去的人并不長壽。過去的大多數人即使沒有英年早逝，壽命也不長，而那些沒有英年早逝的人則一直承受著喪失他們所愛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歡的詩人詹姆士一世時代的大師約翰·多恩為例。他活到59歲，也即比撰寫本書時的我大13歲。他是律師、議員，并在放棄羅馬天主教信仰后成為盎格魯神甫，后為了真愛而結婚，結果為此丟掉了給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璽大臣托馬斯·埃格頓爵士——擔任秘書的工作。在長達16年一貧如洗的歲月中，安娜·多恩為她的丈夫生育了12個孩子。其中有3個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瑪麗夭折時還不到10歲。安娜·多恩的第12個孩子出生時便已死了。約翰·多恩最疼愛的女兒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幾乎隨她進了墳墓，此后他寫下了《喪鐘為誰而鳴》（原名《緊急時刻的禱告》，1624），在詩中寫下了勸勉人們應對死者抱以同情的最偉大的詩句：“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因為我與人類息息相關。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也為我。”3年后，他的摯友之死又給了他靈感，于是他寫下了《圣露西節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

將我細細端詳吧，愛人們

來年春天，我們就將生死永隔

我已寂滅，意欲歸去

愛神卻來將我點化

他果然法術神通

于我的清貧慘淡中，于我的茫然虛妄中

于空空渺渺之中，他煉出精魄

使我脫胎換骨，涅重生

先前的頹然黑暗，不復存在

對于希望更好地理解人類預期壽命只有如今一半長的時期的人類狀況的任何人，他們都應該讀讀這些詩詞。

使人們英年早逝的死亡，其無與倫比的威力不僅使生活險惡不安，而且使之充滿悲傷。這也意味著，打造昔日文明的大多數人，在為社會作貢獻時都還很年輕。偉大的荷蘭、猶太混血哲學家斯賓諾莎曾提出，只存在一個實體的、具有確定因果關系的物質世界，“主”便是這個世界的自然秩序，因為我們只是模糊地感知它的存在，此外一無所知。他死于1677年，當時54歲，很有可能是白天作為鏡片打磨工匠時吸入了玻璃的微粒所致。布萊士·帕斯卡是概率論和液體動力學的先驅和《思想錄》（Pensées）的作者，基督教的最偉大辯護人，只活了39歲；如果之前喚醒其信仰的交通事故是致命的，那么他死得就更早了。如果能活到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伊拉茲馬斯（69歲）和蒙田（59歲）的年齡，誰知道這些天才還能創造出其他什么偉大的作品呢？創作了最完美歌劇《唐璜》的莫扎特，死時年僅35歲。譜寫了莊嚴的C大調弦樂五重奏的弗朗茲·舒伯特極有可能是死于梅毒，年僅31歲。盡管可謂多產的作曲家，但假如他們能有幸活到慢性子的約翰內斯·勃拉姆斯活到的63歲，或者魁碩的安東·布魯克納活到的72歲，又會怎樣呢？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寫下表達平均主義的詩篇《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他死于1796年，年僅37歲。而這樣一位藐視官爵世襲制度的詩人（曾寫下“官位不過是金幣上的圖案/人才是真金/不管那一切”）竟比極力推崇這種思想的詩人短壽得多，這是多么不公平。丁尼生在他83歲高齡享受種種榮譽后才去世。帕爾格雷夫編著的《英詩金庫》，如果能多收錄些彭斯的作品而減少丁尼生的作品，將會更出色。假如維梅爾和畢加索兩人命運互換——辛勤創作的維梅爾活到91歲，而多產的畢加索在39歲時便英年早逝，當今世界的藝廊又有什么樣的不同呢？

與哲學、歌劇、詩歌或繪畫同屬于我們文明內容的政治，也是藝術。但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藝術家亞伯拉罕·林肯，在白宮只擔任了一個任期的總統，便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僅6個星期后，成為了心懷怨恨的行刺者的受害者，那時他56歲。這位出生于小木屋，起草了輝煌的葛底斯堡演說——將美國重新描述為“以自由理念為基礎，旨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和致力于實現人人生而平等主張的國家”，自我成才的偉人，如果與患有脊髓灰質炎、又玩馬球的偉大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畹哪隁q一樣高（借助醫學科技的幫助，羅斯?；畹脡蜷L，死于63歲之前幾乎整整擔任了4個任期的總統），美國重建時代又會有什么不同呢？

因為我們的生活與過去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不僅在于他們的預期壽命更短，更在于我們享有更好的物質舒適度），所以我們必須充分發揮想象力，才能了解過去時代的男男女女。在早于科林伍德的自傳一個半世紀的《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偉大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亞當·斯密詳細闡釋了為什么一個文明的社會并不是一場一切對抗一切的戰爭的原因，因為文明社會是建立在憐憫心之上的：

由于我們無法直接體驗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受到影響的，唯有設身處地地想象我們自己可能會有的感受。雖然我們的兄弟背負巨大壓力，但如果我們自己內心安逸，我們的感官將無法給我們傳達他所遭遇的痛苦。他們從沒有，也永遠無法使我們受到超過我們親歷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過想象，我們才能形成關于他的實際感受的認知。即使通過這種認知方式，也只有我們設身處地去想象他們可能會有的感受時，才能幫助我們具有憐憫心。這種憐憫心僅僅是我們感官的印象，不是我們的想象力復制的他的印象。通過想象力，我們設身處地，就像感同身受。

毫無疑問，這恰好便是科林伍德所說的史學家應該干的，而這也是我希望讀者在這些頁中遭遇逝者復活的思維時所要做的。本書的關鍵宗旨在于，了解是什么因素推動他們的文明在財富、影響力和實力方面的擴張如此輝煌。但是，如果沒有通過想象力使我們設身處地去感同身受，我們將無法弄清其原因。當我們逐漸再現其他文明——西方征服或至少使之從屬西方文明——的居民的思維時，發揮想象力的難度就更大了。因為他們是戲劇陣容中同樣重要的演員。本書不是一部西方史，而是世界史，其中西方的統治地位是我們要闡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