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4）

現在我在努力回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時候讓我頓悟的？是在2005年我首次沿著上海外灘漫步時嗎？是在煙霧繚繞、塵土飛揚的重慶嗎？那時我在聽一位政府官員的介紹：他指著巨大的碎石堆，將它描述為中國西南未來的金融中心——那是2008年。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給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這比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那五光十色、讓人眼花繚亂的所有同步表演給我的震動更大。抑或是在2009年卡內基音樂廳上——才華橫溢、光彩奪目的中國年輕作曲家林安淇正以東方風格演繹古典音樂，令我如癡如醉？我想，或許正是從21世紀最初10年即告終結之時，我才真正理解了這個世紀最初10年所蘊涵的意義：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聲。

在我看來，本書所探討的主要問題已日益成為現代史學家可能提出的最有趣的問題之一。從大約1500年開始，歐亞大陸西部少數幾個國家逐漸支配了全球其他地區，其中包括歐亞大陸東方那些人口規模更大、在很多方面都更完善的社會。這究竟是為什么？我的次要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就西方昔日具有的支配地位給出合理的解釋，那么我們能否預測它的將來？現在真是西方世界的末日、東方新時代降臨之時嗎？換一種方式說：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后，文明（在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推動下，文明跨越大西洋，抵達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并最終在革命、工業和帝國時代傳播到地球的最遠方）在西歐崛起，全球絕大多數的人口或多或少都臣服于這種文明之后，現在，我們正見證著這個文明時代的衰落嗎？

我希望提出這些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可以反映有關21世紀最初10年的某些情形。我在蘇格蘭出生、長大，在格拉斯哥學院和牛津大學接受教育，在20~30多歲時，我估計自己會進入學術職業生涯，要么在牛津，要么在劍橋。我首次想移居美國，是因為紐約大學思恩特商學院一位知名的捐助人、華爾街資深人士亨利·考夫曼曾這樣問我：對貨幣和權力史感興趣的人為什么不到貨幣和權力的重地來??？除了曼哈頓市中心，還能是哪個地方呢？在新千年逐漸來臨之際，不用說，紐約證券交易所是全球巨大的經濟網絡中心所在，這個網絡是美國人所設計的，從很大程度上說其所有權也屬于美國人?；ヂ摼W泡沫逐漸減少，不可否認的是，讓人心煩的小規模經濟衰退卻導致了這樣的后果：正在民主黨人還清國債的承諾聽起來幾乎比較靠譜的時候，他們失去了白宮。但是，僅在喬治·W·布什成為總統的8個月內，它便遭遇了一次大事件，一場突出強調曼哈頓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大事?；乜植乐髁x分子摧毀了世界貿易中心，這不啻是以一種駭人聽聞的方式向紐約“致敬”。對于有意挑戰西方支配權的任何人而言，這個城市可是頭等目標。

隨后發生的事件讓美國人飄然自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被推翻了。被冠以“邪惡軸心”的國家進行“政權更迭”的時機已經成熟。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被趕下了臺。“有毒的得克薩斯人”的選票行情高漲，有望連任。得益于減稅政策，美國經濟又開始反彈。“古老的歐洲”發怒了，自由主義美國也不例外，但都無濟于事。我為這些事件而著迷，不知不覺發現自己閱讀、撰寫的有關帝國的東西越積越多，尤其是英國給美國所帶來的啟示，結果成就了一本書的問世：《帝國》（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年）。在對美帝國的崛起、稱霸世界及可能出現的衰落展開思考的過程中，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國霸權核心存在三個致命不足：人力資源不足（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的兵力不夠），關注度不足（公眾對長期占領戰敗國的熱情不夠），最為重要的是財力不足（相對于投資而言，儲蓄不足；相對于公共開支而言，稅收不夠）。

在《巨像：美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2004年）中，我曾提出警告，美國沒有意識到自己正逐漸依賴東亞資本以穩定其失衡的經常賬戶和財政賬戶。因此，美國不言自明的帝國地位的式微和衰落，其原因或許并不是已潛入城內的恐怖主義分子，或許也不在于為之撐腰的流氓政府，而正好在于帝國自身中心所埋伏的金融危機。2006年年末，我與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創造了“中美國”一詞——一語雙關，暗指這是獅頭羊身蛇尾的結合體，用以描述勤儉節約的中國與恣意揮霍的美國之間不可持續的危險關系，這也是我們所認為的那場即將來襲的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之一。如果沒有充裕的中國勞動力和廉價的中國資本為美國消費者提供商品，那么2002~2007年經濟泡沫的膨脹也不會來得如此嚴重。

在喬治·W·布什總統任期內，美國“超級霸權”的幻象破滅了不是一次，而是兩次。首先是在薩德爾城的后街和赫爾曼德戰場遭受損失，這不僅暴露出美國軍事力量不足，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暴露出在大中東推行新保守主義民主運動的幼稚。隨著2007年次貸危機的升級，逐漸演變為2008年的信貸緊縮，最后引發2009年的“大蕭條”，美國再一次遭受懲罰。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華盛頓共識”和“大穩健”——在中央銀行家眼中相當于“歷史終結”——的虛假事實徹底被人遺忘了。一度有人認為，又一次大蕭條似乎極有可能發生。哪里出錯了？從2006年中期開始，我便開始撰寫大量文章并發表演講，并于2008年12月出版集大成之作《貨幣崛起》，這時也是金融危機最嚴重之際。我在文章、演說及著書中認為，銀行資產負債表上過度的短期債務，定價不當、事實上是估價過高的抵押支持債券和其他結構性的金融產品，美聯儲所執行的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政治角度設計的房產泡沫，還有最后一點，為無可知曉的不確定未來——而非可量化的風險——提供假冒保護而毫無限制地銷售假保險單（被稱為衍生產品），上述所有因素災難性地削弱了國際金融系統的所有構成要件。發源于西方的金融體制的全球化，據稱是為了引領旨在減少金融震蕩的新時代。要預測傳統的流動性危機可能會如何將靠傳統的金融舉債維持的整個大廈傾覆，是需要歷史知識的。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9年夏天過后，發生第二次經濟蕭條的險情才開始化解，雖然那時的衰退跡象還沒有完全消失。但不論怎么說，世界為之改變了。由于為進出口貿易提供融資的信貸資金突然干涸，金融危機給全球貿易所帶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崩盤，本來是可能摧毀亞洲地區大經濟體的，因為該經濟體據稱全仗對西方的出口。然而，得益于以大規模信貸資金擴張為基礎的高效政府刺激計劃，中國經濟只是放緩了增長的步伐。這種令人驚嘆的業績幾乎沒有什么專家預測到。采用新加坡模式發展人口規模達13億的大陸經濟，其難度顯而易見，而截至寫作本書（2010年12月）時，其前景仍然被看好：中國將繼續在工業革命進程中穩步前進，而且，在10年內，其國內生產總值將趕超美國，正如過去（1963年）日本趕超英國那樣。

毫無疑問，在此前500年中，西方一直真實而持續地保持著對其他世界的優勢地位。從17世紀以來，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收入差距就開始逐級拉大，至少直到最近的20世紀70年代，差距仍在持續擴大。但此后，收入差距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縮小。本次金融危機進一步明確了我想要提出的下一個歷史問題：西方具有的那些優勢現在消失了嗎？只有弄清西方優勢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后，我們才有可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