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20）

顯微術（六）

摘要：科學革命的發端幾乎與行星運動和血液循環研究在同步前進。洛克所發明的顯微鏡將截至那時我們無法看見的微小物質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進而將科學的發展擴展到了新的領域。

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之路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費盡曲折的漫長之旅，它發端于基督教政教應分開的信條。“那么，把愷撒的東西給愷撒，把上帝的東西給上帝。”（《馬太福音》22:2I）。這種信條與《古蘭經》中的指令是截然不同的，因為后者堅持真主的法令與先知所得的啟示不可分割，任何權力結構都與伊斯蘭教結合在一起。圣·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與羅馬帝國“地上之城”相對）概述了世俗和信仰之間的差別，正是這種區分使歐洲的統治者接二連三地抵制羅馬教皇的政治統治資格；確切地說，在格雷戈里七世重新宣布由教皇神甫授職（任命權）前，使羅馬教宗面臨著成為傀儡威脅的，正是世俗政府。

1500年前歐洲是個傷心谷，但并不是無知、愚昧不堪的。很多古典智慧都在文藝復興時被發現，往往是得益于與伊斯蘭世界的交流。當時也有許多重要的創新活動。12世紀，復調音樂已產生，這是西方音樂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13世紀時，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首次提出實驗方式至關重要，羅杰·培根隨后也支持這種方法。大約在1413年，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在繪畫中發明了直線透視法。第一部真正的小說是佚名作者的《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1500年）。而比文藝復興更具決定性意義的成就在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及西方基督教隨后的四分五裂。從很大程度上說，這要歸功于印刷機所發揮的革命性作用，可以肯定，印刷機是工業革命前意義最重大的一項技術創新。

我們已經了解，中國發明了活字印刷的方法。但是，古登堡所發明的可移動的金屬活字比中國人的發明更靈活、更易調整。他曾說過：“凸模和活字之間那種不可思議的協調、勻稱與和諧”，使我們極快地印出宣傳冊和書籍成為可能。這種技術的功能太強大了，所以沒有誰能壟斷得了（古登堡或許希望可以壟斷這項技術）。在他首先于美因茨發明這種技術后，不出幾年的時間，該技術仿造者就創設了印刷廠，其中以英國做得最為成功。其他創設印刷廠的地方分別為：科隆（1464年），巴塞爾（1466年），羅馬（1467年），威尼斯（1469年），紐倫堡、烏德勒支和巴黎（1470年），弗洛倫撒、米蘭和那不勒斯（1471年），奧格斯堡（1472年），布達佩斯、里昂和瓦倫西亞（1473年），克拉科夫和布魯日（1475年），倫敦（1480年），安特衛普和萊比錫（1481年），歐登塞（1482年）和斯德哥爾摩（1483年）。截至1500年，僅在德國就有200多家印刷廠。1518年，在德國出版的作品總數為150部，1519年升至260部，1520年升至570部，到1524年已達990部。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社

因為出版業務之火暴而受益最大的人，非馬丁·路德莫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發現了用本土語言而非拉丁語寫作所具有的潛力。起初他較為謹慎地為相關版本的《日耳曼神學》（The ologia Deutsch）和《七首懺悔詩篇》（Seven Penitential Psalms）撰寫了序言，隨后不久，他與維騰堡的印刷人約翰·格魯嫩貝格一道印發了批評羅馬天主教堂某些做法的宗教宣傳冊，其數量之多，充斥整個德國市場。路德最為知名的抨擊（即向羅馬天主教堂銷售贖罪符開火的《九十五條宣言》）起初并不是以出版物的形式，而是張貼在維騰堡城堡教堂的門上。但沒過多久，這些宣言的多種手稿便作為印刷物出現了。路德傳達的要點是“只是信，不是行為，才使人稱義，使人自由，使人得救”；所有人都“永遠是牧師……都應出現在上帝前，為他們祈禱，并與其他牧師互相教授有關上帝的事務”。這種所有信徒均是自修的神甫的觀念本身是很極端的。但正是印刷機賦予其生命力，與早先揚·胡斯挑戰羅馬教皇權力，因而與其他所有異端被無情地鎮壓的情形是不同的。沒過幾年時間，路德的宣傳冊散布于德國全境，盡管1521年的沃木斯會議命令燒毀所有宣傳冊。在1517年3月至1520年夏天，路德寫了30部布道書和其他書籍，其印刷版次高達370次。如果一個版次的平均印數為1000冊，那么從最后一個版次的時期計算，發行流通的總冊數則超過30萬。在1521年至1545年間，僅路德一人執筆的印刷物就占了所有支持宗教改革的出版物的一半。

因為強調個人閱讀經典著作并“相互宣講”，所以這種新的媒介確實擔負著宣傳宗教改革的使命。然而，與導致西方支配地位的其他眾多因素相同的是，商業競爭也扮演了相應的角色。路德自己曾為此抱怨，他的出版人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在“公眾群體和利潤之間，更關心的是后者”。事實上，印刷機所帶來的經濟益處影響著整個社會。在16世紀的發展中，相比那些沒有印刷設備的城鎮，利用印刷技術的城鎮發展要快得多。

極為重要的一點是，借印刷設備傳播的不只是路德教義。1526年，丁道爾所翻譯的《新約》首次在英國印刷出版，這就使識字的非宗教人士也可以自己閱讀《圣經》了。宗教保守人士可能會譴責那“墮落之源”——印刷機，并深切地懷念“所有知識均以手稿形式存在，而且由很少一些官員……保管著圖書館鑰匙的美好時代”。但這種時代已一去不返了。亨利八世的大法官托馬斯·莫爾迅速認識到，即使曾經反對宗教改革的那些人也無計可施，唯有加入印刷領域的競爭。限制加爾文教徒的《日內瓦圣經》在全蘇格蘭和英格蘭傳播的唯一手段是，國王詹姆士六世和一世著手啟動另一個“欽定”版，這是《圣經》正式英文版的第三次也是最為成功的嘗試。同樣被印刷機解禁并傳播的則是古代哲學家的作品，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他寫的《論靈魂》的現代翻譯本于1509年出版，此外還包括那些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義者，如尼古拉斯·馬沙爾克和喬治·希巴特斯。在1500年前，已有1000多本科技和數學論著的印刷本出現，其中包括于1417年再版的《物理性》，色勒俗編著的《醫學百科全書》，這是一本羅馬人匯編的希臘醫學全書，還有拉丁文版的阿基米德作品。諸如《特雷維索算術》（1478年）和盧卡·帕喬利所著的《算術、幾何、比和比例概要》（1494年）這類出版物相繼出現，所以說，意大利印刷人在傳播推動商業發展的代數學和會計方法領域扮演了尤為重要的角色。

或許最值得關注的是，在與反教皇傳單和反土耳其傳單一樣鋪天蓋地的德國所處的時期，《古蘭經》被譯成了拉丁文，并由印刷人約翰內斯·奧普林內斯在巴塞爾出版了。1542年，巴塞爾市議會禁止了該翻譯版，并沒收了所有可得的拉丁文翻譯本，此時，路德站在奧普林內斯這邊。

1543年，《古蘭經》的三個版本又適時出版了，7年后又出來了一個版本。緊隨宗教改革之后，歐洲人的思想放開了，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