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15)

倫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結構可追溯至12世紀。金融城是自治商業機構的最早范例之一,從某種角度上說,它是我們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驅,從另一種角度上說,又是民主體制本身的先驅。

從名義上說,亨利八世是英格蘭、威爾士(嚴格地說,還包括他宣稱擁有的法國)的國王。但在英格蘭的農村地區,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大貴族、要求約翰國王實施大憲章的貴族的后代,以及成千上萬的鄉紳土地業主及無數的公司實體、神職及非神職人員手中。城鎮通常是自治性質的。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該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幾乎完全是自治性質的。歐洲不僅是由公國組成的,也是由不同的社會階層構成的,包括貴族、神職人員和城鎮居民。

倫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結構可追溯至12世紀。換種方式說,值得注意的是,大市長、郡長、市議員、議事廳、同業公會會員和自由市民已存在800多年的時間了。金融城是自治商業機構的最早范例之一,從某種角度上說,它是我們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驅,從另一種角度上說,又是民主體制本身的先驅。

早在13世紀30年代,亨利一世就賦予倫敦一定權利:從他們自己中意的人中選擇自己的郡長和法官;有權管理他們自己的司法和財務事項,國王或其他機構不得干涉。1191年,在理查一世東征進入圣地之際,選擇市長的權力也給了公民,這一權利在1215年得到了約翰國王的批準。結果,倫敦市再也不懼怕國王了。1263—1265年,在該城公民的支持下,托馬斯·菲茨·托馬斯市長也聲援蒙特福特反抗亨利三世的起義。1319年,輪到愛德華二世發難代表著綢緞商利益的倫敦市,因為后者企圖減少外國商人的特權。當愛德華拒絕時,“倫敦暴民”便支持羅杰·莫蒂默廢黜該國王的行動。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時,局勢又開始對倫敦不利。意大利人和漢薩同盟在倫敦站穩了腳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以優厚的條款為國王提供了借款,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理查二世未成年時期。但是,倫敦市民持續在挑戰王室權威,不論在1381年農民起義還是在理查受到上院上訴時,倫敦市民均幾乎毫無興趣支持國王一方。1392年,國王理查取消了倫敦的特權和自由權,但在5年后,由惠廷頓市長磋商后送出的10000英鎊的優厚“禮物”又成功使倫敦居民恢復了其特權。給國王的借款多少和禮品價值成為了一個城市能否享有自治權的關鍵。城市發展得越富有,城市也就越享有自治權的資本?;萃㈩D給亨利四世的借款額至少是24000英鎊,給他的兒子亨利五世的借款大約為7500英鎊。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社

該城不僅在權力方面與國王競爭。在城市內部同樣也存在競爭。同業公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時期:織布工公會最早可追溯至1130年,面包師公會可追溯至1155年,魚販公會可追溯至1272年,金匠公會、兼售衣料的裁縫店公會和皮革商公會可追溯至1327年,布匹商公會可追溯至1364年,綢緞商公會可追溯至1384年,雜貨商公會可追溯至1428年。這些同業公會或行會在各自所屬的經濟領域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力,而且他們還擁有政治權力。愛德華三世聲明自己是亞麻軍械士公會(后來叫“兼售衣料的裁縫店公會”)的“會員”,這算是承認了其政治權力。到1607年,兼售衣料的裁縫店公會吸納了很多過去或現在的名譽會員,包括7個國王和1個王后,17個王子和公爵,9個伯爵夫人(女伯爵)、公爵夫人(女公爵)和男爵夫人(女男爵),200多個伯爵、勛爵和其他鄉紳以及1個大主教。那“十二大同業公會,按級別高低排列,即綢緞商公會、雜貨商公會、布匹商公會、魚販公會、金匠公會、皮革商公會、兼售衣料的裁縫店公會、零星服飾用品商公會、煙販公會、五金商公會、酒類批發商公會和布工公會,可以提醒我們倫敦工匠和商人曾具有的影響力,即使他們現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儀式性的。在他們競爭激烈的時期,他們相互之間可能爆發戰斗,也可能共赴酒宴。

除了其他因素,在公國之間、國內甚至國內的城市之內,存在的多層級的競爭情形,有助于解釋歐洲機械鐘表的技術發展和快速傳播。1330年,沃林福德的理查德就已經在圣奧爾本斯修道院的十字教堂下方的墻上安裝了一個技術極為先進的機械鐘,可以顯示潮汐、月亮和某些天體的運動狀況。在15世紀時,發條驅動、具有報時的獨特功能的時鐘淘汰了原來的鐘表,這種時鐘不僅比中國的水鐘計時更為準確,而且它們被廣泛傳播使用,而不是被歐洲的天文學家所壟斷。因此,如果一個城鎮在其教堂之巔安裝了一架精美的新針盤,用不了多久,其最近的對手就會覺得有必要效仿跟進。如果新教的鐘表制造者在1685年的法國不受歡迎,那么瑞士就會高興地接納他們。而且,與軍事科技一樣,競爭會孵化技術的進步,因為工匠在修理擺弄的過程中,對產品的精確度和美觀所作的改進雖小,卻在不斷積累和改進。在耶穌會員傳教士利瑪竇將歐洲的鐘表于16世紀晚期帶到中國時,這些鐘表的技術和質量比東方鐘表高很多,這讓東方人在接納時也頗有些喪氣。1602年,在萬歷皇帝的要求下,利瑪竇在米紙上繪出了一幅美觀的世界地圖,將中國定位于地球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定知道,以技術衡量,中國如今正在向全球邊緣漂移。

因為鐘表在計時和裝置工作的協調方面所獲得的更大精確度,鐘表及后來便攜鐘表的興起便與歐洲及西方文明的崛起相伴而行(可以這么說)。隨著計時器逐漸進步,東方的優勢時代也在逐漸走向終點。

網絡編輯:謝小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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