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14）

香料競賽

在大風席卷的里斯本港口山巔上的卡斯特洛–圣喬治，新加冕的葡萄牙國王授權達伽馬指揮4條船組成的船隊，執行一項重要的使命。所有4艘船或許都可以輕松地裝入鄭和寶船艙內。他們此行的總船員僅有170人。但是他們的使命，即“展開探索之旅并尋求香料”，卻有可能使整個世界向西方傾斜。

他們所尋找的香料即桂皮、丁香、肉豆蔻衣和肉豆蔻種子，這些香料歐洲人沒法自己栽種，但他們又想借此為其食物提味。數世紀來，香料之路都起源于印度洋，然后北上紅海，或者走陸路經由阿拉伯半島和安納托利亞。在15世紀中期，香料通往歐洲的有利可圖的最后一段航路（陸路），牢牢地控制在土耳其和威尼斯人手中。葡萄牙人意識到，如果他們能發現另一條香料之路，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洋，那么這個貿易就屬于他們了。另外一位葡萄牙人迪亞斯，已于1488年繞過好望角，但隨后因為船員嘩變，強迫他返回。9年后，輪到達伽馬執行遠航使命了。

有關西方文明向海外擴張的方式，曼努埃爾國王的命令給我們傳遞了至關重要的信息。我們看到，西方對東方的優勢不止一個。但是，真正開始使西方超越東方的一個優勢肯定是推動探索時代來臨的激烈競爭。對于歐洲人而言，遠航繞過非洲，并不是為了國內自大的統治者尋求象征性的貢品，而是為了超越其競爭對手——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領域。如果達伽馬獲得成功，那么里斯本就戰勝了威尼斯。遠洋探索，簡而言之，就是15世紀版的“歐洲太空競賽”?；蛘吒_切地說，便是其香料競賽。

1497年7月8日，達伽馬揚帆出海了。4個月后，當他和他的葡萄牙水手繞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時，他們并沒有問自己，返回時應該為國王帶回些什么異族動物。他們希望知道的是，他們是否終于在其他人失敗的地方——找到新的香料之路——取得了成功。他們要的是商貿，而不是貢品。

1498年4月，在鄭和登陸非洲摩加迪沙整整82年后，達伽馬也到了那里。中國人在此幾乎沒留下任何足跡，瓷器和脫氧核糖核酸（DNA）倒還有一些遺跡可循：據說有船在帕泰島附近遭遇海難，20個中國水手僥幸游上岸，娶了非洲妻子，將中國風格的編籃和絲織品生產介紹給當地人，在當地住了下來。與此對照的是，葡萄牙人立即發現了摩加迪沙作為貿易前哨的潛力。達伽馬因在那里碰到印度商人而顯得格外激動，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他們其中之一提供了幫助，達伽馬才能趁著季風向卡利卡特進發。

葡萄牙人對于商貿活動的渴望，絕非他們與中國人的唯一差別。來自里斯本的那些人都有些殘忍，更確切地說，是徹底的野蠻，而這是鄭和極少所展出來的。當卡利卡特國王對這些葡萄牙人從里斯本所帶來的貨物表示輕蔑時，達伽馬便扣押了一個漁民作為人質。在第二次航行至印度時，他的旗艦一馬當先，帶領15艘艦船炮擊卡利卡特，將所俘船只上的船員野蠻致殘。還有一次，據說他將乘船前往麥加的旅客抓起來，然后點火燒死了他們。

葡萄牙之所以帶頭訴諸暴力，這是因為他們知道，繞過好望角開啟新的香料之路時必將遭遇阻力。顯然，他們相信先下手為強的哲學。葡屬印度的第二任總督阿豐索·阿爾布克，曾在1513年驕傲地向他的王室主人如此匯報：“只要聽說我們即將到來，（當地的）船只便都消失了，就連在附近水域點水的鳥類也不見了。”可以肯定，在與敵人作戰時，大炮和短刀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達伽馬首次遠航出發的船員，有一半死在途中，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船長試圖逆著季風返回非洲。最初出發的四艘船，只有兩艘成功返回里斯本。1524年第一次遠航印度時，達伽馬自己也死于痢疾，他的遺體被運回歐洲，葬于里斯本哲洛尼莫斯修道院（現為圣瑪麗亞–貝倫教堂）的精美墳墓中。但是，其他的葡萄牙人繼續進行遠航探索，經過印度，一路直達中國。曾經，中國實力雄厚，對來自遙遠歐洲的蠻夷十分冷淡，說蔑視也不為過。但如今，香料競賽把這些蠻夷帶到了中國的大門口。我們不能忘記，雖然葡萄牙幾乎沒有什么中國希望得到的珍品貨物，但他們帶來了白銀（而明朝政府正好需要大量的白銀），作為金屬貨幣取代作為主要支付手段的紙幣和勞役。

1577年，澳門割讓給葡萄牙，這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半島。抵達之后，他們首先做的事情便是豎起了大門——關閘總站，上面寫著：“畏懼我們的偉大，尊重我們的美德。”到1586年時，澳門已發展為極為重要的商貿前哨，因而被確認為一個城市，市名源自中國的媽祖。這是歐洲在華的眾多通商領地中的第一個。反映葡萄牙海洋擴張的偉大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The Lusiads）的作者卡蒙斯，因為暴力攻擊被驅逐出里斯本后，曾一度在澳門生活。使他驚訝的是，規模如此小的葡萄牙王室，其人口不足中國的1%，怎么會企圖統治亞洲人口規模龐大得多的諸多帝國的商貿活動呢？更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國人還在繼續遠航探索，進而建立一張神奇的貿易前哨網，像一根圍在全球脖子上的項鏈，從里斯本起始，經由非洲、阿拉伯半島和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進抵香料群島目的地，隨后又繼續前行，甚至還將澳門拋到了后面。“如果還有更多的世界有待發現，”卡蒙斯這樣描述他的同胞，“他們也必將找到！”

葡萄牙的歐洲對手，也沒有放棄從海外擴張活動中獲取利益的機會。除了葡萄牙外，西班牙首先發起海外擴張的攻勢，在“新世界”中奪得了主動權，也在菲律賓建立了其亞洲前哨點，所以西班牙人可以從這里將巨量的墨西哥白銀運往中國。數十年來，在《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將世界分成兩部分后，伊比利亞的這兩大強 國便可以異常自信地看待他們帝國所取得的成就了。之后，西班牙統治下的桀驁不馴、商業技能嫻熟的荷蘭人，也逐漸意識到了這條新香料之路的潛力所在，嚴格地說，到17世紀中期時，以繞過好望角的船只數量和噸位論，他們已超越了葡萄牙人。法國人也加入了這場爭奪戰。

那么英國人又如何呢？過去，他們的領土擴張野心從來與法國不相上下，他們在中世紀的新經濟理念一直是向佛蘭德人銷售羊毛。不時有消息說，他們的最大 敵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正在海外發大財，這時他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什么也不干呢？確實如此，不久后，英國便加入這場商貿競賽中來。1496年，約翰·卡博特首次嘗試從布里斯托爾出發，穿越大西洋。1533年，休·威洛比和理查德·查斯勒從德特福德出發，設法尋求通往印度的“東北通路”。威洛比在這次探險中 被凍死，但查斯勒竟然駛達了阿爾漢格爾，并在那里經由陸路到達莫斯科伊凡大帝的宮廷。一回到倫敦，查斯勒便立即著手設立英格蘭王國莫斯科公司，開展與俄國的貿易活動。在皇室的大力支持下，類似的探索活動急劇增多，不僅是穿越大西洋，而且也沿著香料之路進發。到17世紀中期，英國的貿易迅速增長，從貝爾法斯 特到波士頓，從孟加拉到巴哈馬，到處可見繁榮的英國商貿活動。

在他們瘋狂而殘酷的競爭中，全世界在不斷被瓜分。但是那個問題仍然存在：為什么歐洲人對商業的狂熱似乎要比中國人大很多呢？達伽馬為什么如此確定無疑地追求金錢——如此貪婪并因此而喪命呢？

看看中世紀歐洲的地圖，你就可以找到答案。這張地圖上事實上為我們呈現了數百個彼此競爭的公國，從西歐沿海的諸多王國，到位于波羅的海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眾多城邦，從呂貝克到威尼斯，等等。14世紀的歐洲大約有1000個政體，200年后，西歐仍然大約有500個獨立的政治單元。為什么會這樣呢？最簡單的回答是地理所致。中國有3條大河，即長江、黃河和珠江，無一例外都是自西向東的流向。歐洲有多條河流，流向互不相同，還有為數眾多的山脈，比如阿爾卑斯和比利牛斯山脈，至于德國和波蘭稠密的森林沼澤就更不用提了?；蛟S，馬背上的蒙古部落要想隨意進入歐洲沒那么容易，因而歐洲人對團結一致的需求就更小了。我們無從肯定，在帖木兒時代之后，歐洲面臨的來自中亞的威脅究竟為什么減弱了?；蛟S，僅僅是因為俄國的防衛工作做得更出色了，或許是因為蒙古人更喜歡（西伯利亞）大草原的牧草。

不錯，我們已經見證，歐洲的沖突可能會造成毀滅性災難，只要想想17世紀中期德國“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混亂局面就知道了。1550-1650年，大致上有2/3的時間，大約10個較大的歐洲公國都處于戰爭狀態，所以，在邊境上生活的居民遭遇著巨大的不幸。從1500年到1799年的所有年份中，西班牙有81%的時間在與外國敵人作戰，英國則為53%，法國為52%。但是，這些持續的戰事帶來了3個意料之外的益處。首先，戰爭推動了軍事技術的革新。在陸地上，要塞必須更加堅固，因為大炮的威力和機動性都在日益提高。在德國南部塞海姆的坦嫩貝格上“強盜貴族”所營造的城堡，其毀滅性的命運起到了警示的作用：1399年，這是被炸藥所摧毀的第一個歐洲城堡。

同時，在海上，船只體積仍然很小，這是有正當理由的。地中海式巨型艦的設計從羅馬時代以來就幾乎沒有什么變化，與之相比，15世紀晚期的葡萄牙輕型 多桅戰船，采用橫帆和兩個桅桿，在速度和火力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較之鄭和的巨型平底船，輕型快船轉向容易多了，而且攻擊時火力更猛。1501年，法國了在船上增添了新裝備，在輪船兩邊特殊設計的艙中架起了幾排大炮，于是，歐洲的“兵船”發展成了移動堡壘。如果鄭和和達伽馬之間因為什么在海上發生沖突，那么，葡萄牙人可能會把動作遲緩的中國大船擊沉，正如他們在印度洋上，不費吹灰之力便干掉體形更小、更靈活的阿拉伯獨桅三角帆船一樣——盡管1512年，明朝艦隊在玉夫（Tamao）確實擊沉過一艘葡萄牙輕型多桅戰船。

歐洲幾乎從未間歇的戰事帶來的第二個益處是，競爭公國在增加收入以維持其戰爭開支方面做得更好了。在1520年至1630年整個期間，以人均上繳白 銀克數計算，英、法統治者所能征收的稅收比其中國對手要高得多。從13世紀的意大利開始，歐洲人也開始嘗試前所未見的政府借款方式，這就種下了現代債券市場的種子。公共債務是一種明朝完全未知的機制，19世紀晚期在歐洲的影響下，這種機制才被引入中國。另一個具有改變世界的非凡意義的財政創新是荷蘭人提出的一種思想：將貿易壟斷權授予合股公司，享受合股公司相應的利潤份額作為回報，且彼此達成諒解，合股公司將作為海軍的子承包商，共同對付競爭敵國。創建于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及其同時期的英國效仿公司，是首批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其股權被分為可交易的股票，由公司董事自行決定現金股利支付。在東方，沒有任何體制與這些令人驚異的積極機制相似。雖然他們增加了王室收入，但憑借在現代初期的國家中創設長期存在的、新的利益相關者，如銀行家、債券持有人和公司董事，也減少了王室的特權。

最為重要的是，世代延續的兩敗俱傷的沖突導致的必然后果是，沒有哪一個歐洲君主的實力足夠強大，所以也不能頒布進行海外探索的禁令。即使在土耳其人進抵東歐時，如同他們在16世紀和17世紀屢次干的那樣，全歐洲也沒有任何統一的皇帝發布命令，讓葡萄牙暫停其遠洋探索事業，大家聯合起來對抗來自東方的 敵人。情形完全相反，歐洲君主都在鼓勵商貿、征服和殖民活動，這成了他們相互之間開展競爭的一部分。

在路德宗教改革席卷德國后的一個多世紀中，宗教戰爭成為歐洲人死亡的禍根。但是，新教和羅馬天主教之間的血腥戰爭，以及周期性和地區性的猶太人迫害，同樣也產生了有利的結果。1492年，猶太人作為宗教異端被驅逐出卡斯提爾和阿拉貢。起初，這些猶太人前往奧斯曼帝國尋求庇護，但在1509年后，威尼斯建成了一個猶太人社區。1566年，隨著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起義，并將聯合省建成新教共和國，阿姆斯特丹成了又一個包容異端的天堂。當新教胡格諾教派于1685年被法國驅除時，他們便在英國、荷蘭和瑞士安居了。而且，可以肯定，宗教狂熱使海外擴張具有了另一種動機。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鼓勵他的船員去探索非洲海岸，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希望他們可以發現消失的基督圣人祭司王約翰所統治的神秘王國，到時這位圣人便能支援歐洲對付土耳其人。除了堅持印度豁免其海關稅，達伽馬還厚顏無恥地要求卡利卡特國王，將所有的穆斯林信徒從他的王國中驅除出去，并專門針對駛往麥加的穆斯林船只實施搶劫。

簡言之，具有歐洲典型特點的政治割據局面與中國情形截然不同，所以歐洲從一開始便不可能形成哪怕與中華帝國有那么一點相似的帝國。其政治特點也推動著歐洲人在遙遠的地方不斷尋求機遇，不論是在經濟、地理還是在宗教方面。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情形，不過十分荒謬的是，正是因為歐洲人自我的分裂，所以歐洲人便能統治世界。在歐洲，小即是美，因為這意味競爭，而這種競爭不僅存于國家之間，還體現在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