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明（12）

但是，若有中國旅行者來此，所有這一切幾乎都不會讓他嘆服。與紫禁城的層層廳堂相比，倫敦塔本身就是一個很粗糙的建筑工程。與中國的玉帶橋相比，倫敦大橋不過是用支柱撐起的難看的雜貨店罷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術將英國水手限制在狹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峽，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線舉目可見。而想從倫敦駛抵長江，不論對于英國人還是中國人而言，都是難以想象的。

與南京相比，那時的倫敦幾乎還不能叫做一個城鎮。當時，亨利八世對法戰爭取得勝利（在阿金庫特進行的最知名戰役）后于1421年返回倫敦。倫敦補補修修的老城墻，長約3英里，而這和南京城墻不可同日而語。明朝的開國皇帝花了20多年時間，圍繞其首都建造了城墻，延綿數英里，城門異常雄偉，每個藏兵洞都能駐3000士兵。而且，城墻是基于長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墻主體至今猶存，而倫敦中世紀的城墻幾乎沒有一處留存至今。

以15世紀的標準看，在中國明朝生活相對比較愜意。明朝之初，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因為國內貿易的萌發而開始松動。今天去蘇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從蔭涼的運河，從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見證那時繁榮的建筑成果。而英國的城市生活卻截然不同。虱子傳播的鼠疫耶爾森氏菌引發的腹股溝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傳播至英國，致使英國人口的數量減少到約40000人，不到當時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傷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沒有了流行病，惡劣的衛生條件也使英國淪為死亡陷阱。沒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統，倫敦各街道散發著無可忍受的惡臭，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人類排泄物都會被有計劃地收集，作為肥料鋪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頓擔任市長大人的時期（從1397年到他1426年離世4次擔任市長），鋪滿倫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黃金。

作者：[英]尼爾·弗格森 譯者：曾賢明 唐穎華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中小學過去常給學生教的是，與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視為英雄人物。說來悲哀的是，他們的王國遠非莎士比亞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權之島”，而更像是化糞池島。這部喜劇親昵地稱之為“另外一個伊甸園，半個天堂，這個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壘，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國人在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僅37歲，壽命低得可憐；倫敦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是二十幾歲。大約有20%的英國孩子在出生后的頭一年便夭折了；在倫敦，每三個孩子中幾乎就有一個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歲成為國王，在35歲時死于痢疾——這也提醒我們，直到相對最近的時期，大多數歷史都是非常年輕而又短壽的人所譜寫的。

暴力在這個地區泛濫。英國與法國幾乎永遠處于戰爭狀態。沒有與法國作戰時，英國人又與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人打仗。沒有與凱爾特人打仗時，他們彼此又因為覬覦、爭奪王位控制權，接二連三地打起了內戰。亨利八世之父是通過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為玫瑰戰爭的爆發，以類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戰爭期間，先后有4位國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戰爭或者死于斷頭臺的成年貴族多達40人。1330-1479年，英國貴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殺人致死更是司空見慣。14世紀的相關數據顯示，牛津居民所面臨的年殺人致死率高于0.1%。倫敦稍微安全點，其殺人致死率大約為0.05%。當今全球謀殺率最高的地區在南非（0.069%）、哥倫比亞（0.053%）、牙買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紀80年代，其謀殺率也只有0.045%。

那個時期英國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論家托馬斯·霍布斯后來在論及的（他所言稱的“自然狀態”，確實是“孤立的、貧窮的、殘暴的、短壽的”）。即便對于諸如帕斯頓這樣富裕的諾?？思易?，也幾乎沒有什么安全可言。約翰·帕斯頓的妻子瑪格麗特，在設法捍衛其合法繼承的格雷沙姆莊園的產權時，被驅逐出莊園。凱斯特城堡此前是約翰·法斯托爾夫爵士遺留給帕斯頓家族的，但在約翰·帕斯頓死后不久便遭到諾?？斯舻膰?，并占據長達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蘭是當時歐洲更為富裕、暴力更少的國家。法國人的生活甚至更為險惡、更殘暴，壽命也更短——越是向歐洲東方行進，其情形也就更為惡劣。即使是在18世紀早期，普通法國人的平均日熱量攝入也僅為1660卡，這只是勉強維持人類生命所需的最低熱量標準，大約只有當今西方國家平均標準的一半。革命前法國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紀有數據可查詢的所有歐洲大陸國家中，其殺人致死率都比英國高，而以藝術家和刺客聞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為糟糕。

有人認為，正是西歐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備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優勢。因為高死亡率在窮人群體尤為常見，或許從某種程度上說，死去的人幫助富人更富了?？梢钥隙ǖ氖?，黑死病造成的一個后果是，提高了歐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過此劫的人可能會掙更高的工資，因為勞工是如此稀缺。還有一點也是確實的：英格蘭富人的孩子比窮人孩子長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歐洲人口規模遭遇的突發狀況來解釋東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譜的。在當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幾乎同中世紀的英國一樣悲慘：瘟疫、饑餓、戰爭和謀殺導致其人均預期壽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夠活得長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馬里亞的情形表明，它們沒有因為這些非常狀況而獲益。我們即將看到，盡管歐洲在人口銳減之后疾速前進，走向繁榮，積聚了雄厚實力，但其原因卻并不是人口的減少。

需要提請現代學者和讀者注意的是，死亡在過去是什么情形。佛蘭德藝術家老彼得·勃魯蓋爾（約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勝利》雖然不是現實主義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魯蓋爾也不必全靠想象，來為我們刻畫一個胃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毀滅場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髏統治的土地上，一個國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財寶幫不上一點忙，同時，一只狗在不斷撕咬著旁邊的尸體。在遠方，我們看見絞刑架上有兩個被絞死的人，車輪上有四個身形扭曲的人，另一個人即將被砍頭。軍隊正戰斗，房屋被燒，戰艦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軍隊和平民，都被混亂地驅趕進一條狹小的長方形坑道中，無一幸免。即使是那個給他的情婦唱情歌的抒情詩人，無疑也將難逃此劫。這位藝術家在其40歲之初便離開人世，比本書作者年輕。

一個世紀后，意大利藝術家薩爾瓦多·羅薩的一幅名為“人之脆弱”的畫，或許是表現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這幅畫是在1655年那場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鄉，奪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兒子羅薩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們的5個孩子后，受到啟發所創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著嘴，還在羅薩開始試圖寫點什么的時候，從他妻子背后的暗處逼近，來取他們兒子的性命。這位心碎的藝術家的痛苦，僅從這幅畫布上所寫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過目難忘。

“結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歸宿。”在那個時期的歐洲，還能想出什么更為簡潔的描述來反映其時的狀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