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再轉型刻不容緩

如果不深化市場化改革，中國將面臨全面的經濟危機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維持現狀？還是克服阻力深化市場化改革？近日，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中心共同提出的研究報告（《2030年的中國》）警示，如果不深化市場化改革，中國將面臨全面的經濟危機。

30年來，中國實現了歷史上空前的高增長，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近年來，經濟下行、物價上行、社會矛盾激化成為突出的問題。究其原因，從經濟層面上來看，在于這種高增長是投入型的，依靠的是政府的大量投資、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和工人的低工資。這種高增長并沒有持續性，而是高增長引起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逐漸顯現出來。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由投入型增長轉變為技術進步型增長。

對于這一點，政府和全民早已達成共識，中央也一再強調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為什么認識沒有變為行動？這就在于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性。市場經濟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資源配置應該由企業來主導，技術進步也應該由企業來推動。只有企業有獨立決策的能力，以企業為本位，才能實現資源配置最優，也才能實現技術進步。但政府仍在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中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企業仍然是政府的附庸。我們來看現在兩種企業類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狀況，找出企業無法推動技術進步的原因。

國有企業并沒有擺脫科爾奈教授所指出的計劃經濟下國企的基本特征——政府對國企的“父愛主義”，既要完全聽命于政府，又可以給到政府的無私幫助。倚靠政府給予的壟斷地位，國企不用技術創新也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如果國企虧損了，政府則給予慷慨的補貼。當然，這種“父愛”是有代價的，那就是國企必須聽政府的話，接受各種約束。這樣的國企既沒有創新的動力，又沒有創新的能力。國民經濟由這樣的國企主導，能實現技術進步嗎？

民營企業已經占了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尤其在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出口部門，占了80%。但民營企業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甚至小微企業。它們的規模小、實力弱，經不起經濟風浪的沖擊，艱難地謀生存，連發展也談不上，哪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民企缺乏創新能力固然有它們自身的原因，如“小富則安”的心態，滿足于當小老板，不愿與別人合并，或者目光短淺等等。但政府干預太多，沒有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是民企做不大、做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民企與國企并沒有取得相同的地位。民企處處受到限制，甚至會由于初期莫須有的“原罪”而受到打擊。從全國來看，盡管國務院發布了“三十六條”和“新三十六條”，但實際上仍難進入國企控制的行業。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但實際上融資難始終制約民企的發展。甚至它們被逼搞點體制外融資，也會以“非法融資罪”而受到毀滅性打擊。

國企和民企都難以成為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主體，也就無法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究其根源仍在于政府不愿放棄自己的權力，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從根本上轉變職能。“轉變政府職能”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什么同樣知易而行難？這就在于30年的改革中，中國形成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從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從政府官員來看，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設租”、“尋租”，實現“權錢交易”。從國企來看，賺錢是自己的，賠錢是國家的，何樂而不為？從某些民企來看，官商結合是他們最小的利潤最大化之路，何必去創新？這個特殊利益集團的人數并不多，但他們掌握了權力。所以，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建立適于市場經濟的政治制度，技術進步云云就是一個烏托邦之夢。

我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開始取得成績容易，但越走向前越艱難。而且，拖的時間越長，付出的代價越大。如果我們把1978年開始的改革稱為第一次轉型，那么，現在就是第二次轉型，或“再轉型”。第二次轉型比第一次要難得多，但中國要前進，要發展，不實現第二次轉型或再轉型就無其他出路。維持現狀是倒退，但歷史沒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