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操?還是圣潔?——世俗社會的盛典與無能
性自由和愛無能,是一切世俗生活的基本特征。與其說,中國已全面進入小康,不如說,中國已全面進入性自由和愛無能,才是對當代社會更為準確的觀察
性自由和愛無能,是一切世俗生活的基本特征。與其說,中國已全面進入小康,不如說,中國已全面進入性自由和愛無能,才是對當代社會更為準確的觀察
如果說,中國最大的變化,不是經濟的崛起,而是世俗生活的崛起,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對“貞操女神”的回應,大致可劃為兩個陣營,一是對這一世俗生活成就的義工式的捍衛,二是對這一世俗生活的群眾式的議論。
前者的坐標是明確的,是啟蒙運動和進步主義的,他們的原則是,離這個時代最近的價值就是最好的價值。后者沒有坐標,是混亂的,觀點不一的。前者是少數人,他們已經拿到了出席這一世俗生活盛典的邀請卡,并在道德觀念的改朝換代中,得到某種類似于政權更迭的快感。
后者則是多數人,每一次,涌現出這樣的公共事件時,他們都不敢表態,遲疑著,猶豫著,糾結著。每一次,他們的閃爍其詞,都被前一種人藐視,并不斷培植著前一種人的啟蒙心態。
前一種道德的代表之一,是李銀河女士,她說,婚前守貞的行為和道德“代表著說這話的人沒活在當代中國,也許還活在宋朝或者明朝,說得好些也是活在1950到1970年代”。隨后,她以專家的權威宣布,在當今的城市,沒有“婚前性活動”的女孩已“快成恐龍了”。
她的比喻是生動形象的,因為筆者就有幸活在一個被恐龍們包圍的社群中。在過去幾年,我和妻子的工作之一,是從事對青年信徒的婚前輔導和陪伴。在他們中間,至少有一半以上,直到婚禮當天,沒有李女士所說的“性活動”。另一半有過性經驗的,在接受輔導后,都結束了婚前同居或性行為,從此持守了婚前的貞潔。
性自由是世俗生活的盛典
無論是公元2世紀的古羅馬、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90年代的洛杉磯,或21世紀的中國;也無論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論出現前,還是出現后;對性及其觀念的談論、展示、塑造、路演和消費,都令人矚目地,成為古往今來一切世俗社會崛起的最重要的標志。
如果說,性自由,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想前一種人會舉手贊成。但如果說,愛無能,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病癥之一,我想后一種人中的大多數,也會猶豫地,遲疑地,舉起他們的手來。與其說,中國已全面進入小康,不如說,中國已全面進入性自由和愛無能,才是對當代社會更為準確的觀察。
20世紀著名的宗教學者伊利亞德,在他的《神圣與世俗》中宣稱,神圣和世俗是“這個世界的兩種存在模式,是在歷史進程中被人類所接受的兩種存在狀況”。
神圣是世俗的反面,無論“神圣”的來源是什么,神圣都是透過對時間、空間和被造物的區分來彰顯的。伊利亞德認為,對那些活在世俗中的人來說,時間和空間都是“均質”的。在道德的意義上,一個身體和一切身體并沒有區分,某一天和任何一天也沒有區別。這就世俗生活。
換言之,世俗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唯物主義。就是說一切時間和空間,都不會(也不應該)傳遞幾何學以外的任何價值。
就性的議題來說,我們一切的“性活動”,都不傳遞“性活動”以外的道德涵義?;蛘哒f,前一種人旗幟鮮明地拒絕以我們的身體,去彰顯任何一種神圣價值。“我的身體我做主”的意思,第一,在任何一種道德價值面前,選擇罷工。第二,就是在任何有利于反對道德價值的機會面前,又以自己的身體成為反對道德化的工具。
中國真的是一個世俗社會嗎?
但“神圣”意味著,時間和空間對于有宗教經驗和道德信仰的人來說,并不是“均質”的,而是“中斷”的。神圣的價值,甚至某種浪漫的情趣,都僅存在于這種時空的中斷,即當一件事物從同類中被“分別”出來時候。因此,對有宗教和道德信仰的社會成員來說,性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不“神圣”的,性的美好,并不取決于“性交”這一均質化的活動本身,而取決于“性交”發生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被分別出來的次序和位置:婚前,或婚后;婚姻內,或婚姻外;被誓言約束,或不被誓言約束。
在當代中國,人們結婚,要選日子。人們買房,要看風水。情人節是特別的,結婚紀念日也是獨一無二的。在寺廟,人們擁擠著去搶頭柱香。在會議室,人們為少數官員排好座次。在殯儀館,人們為多數死者買一個級別。
事實上,在當代中國,與其說生活中的事物都在不斷地“祛魅”,不斷地“均質化”。還不如說,在我們周圍,每年都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被“神圣化”,被主動或被動地賦予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各種唯物主義以外的含義。
因此,世俗生活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成就,其實這是一個相當可疑的命題。
既然如此,為什么單單在“性自由”這一世俗主義者的根據地中,人們卻以宣教士一般的熱情,去捍衛對“性”和“身體”的任何道德價值的否定和消滅呢?顯然,這里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悖論。
世俗的意思,就是反對神圣。“反對神圣”本身,不可避免上升為一個“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事業。換言之,“性自由”從來就不是個生理學的概念,而是個社會學的、甚至是宗教性的觀念。人們使用自己的身體,去彰顯“世俗”的價值。這不是世俗化,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神圣化”。
不然,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少數人的“婚前守貞”的觀念和實踐,不能在“另類”這一世俗主義的旗幟下受到驚喜的器重,或在“少數人權利”這世俗主義的另一面旗幟下得到由衷的尊重。因為,在前一種人眼里,“另類”從來就不是一個“均質化”的觀念。并不是任何一種少數派的、與眾不同的價值觀,都會被他們稱為“另類”。面對持守道德價值的另類,他們會換一種相當不“世俗”的語氣,稱之為“落后”或“迷信”。
神圣性的競爭?
所以,筆者要修正伊利亞德的觀點。“世俗”并不是與神圣并列的、二元主義的生活方式。更準確的說法是,“世俗”一直都在冒充神圣。成為“神圣”的贗品,是一切世俗生活的最高理想。
涂世友說,“貞操是女孩子送給婆家最好的陪嫁。”這話不但激起第一種人的抗議,也使第二個陣營的同情者難以跟進。因為,和性自由相比,“貞操”也是一種對神圣性的假冒。涂世友女士是令人尊敬的。然而面對當代中國的婚姻家庭危機和性道德的淪喪,她和一些推崇儒家復興的知識分子,或某些空喊社會主義道德的官員,并沒有拿出令人尊敬的神圣性的資源。
貞的意思,就是堅固。操的意思,就是持守。道德的保守主義是十分珍貴的。然而,如果我們和第一種人不同,我們不認為性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我們反而認為愛無能是社會衰落的征兆。那么,在自己可以做主的身體上,我們到底要持守什么呢?
至少在兩個方面,貞操觀不符合人類的良心和普世價值。其一,它特別指向女性,而不是男性。其二,它聚焦于身體,而不是心靈。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被強奸的女性,她的生命(包含身體的、性的價值),在某種價值觀下是低人一等的,那么這種價值觀就是邪惡的。又比如,一個發生婚前性關系的男性,如果在某種價值觀下不會被分別出來,和他發生性關系的女性卻會被分別出來。那么這種價值觀也是邪惡的。
同樣,一個幡然悔改的妓女,一個在配偶死亡或被配偶遺棄后選擇再婚的、忠誠的丈夫或妻子,如果在某種價值觀下,他們的生命和身體的價值,會被視為不如一位婚前守貞的處女,那么這種價值觀仍然是邪惡的。而且,也是沒有自由和盼望的。
筆者和妻子所從事的婚前輔導和陪伴,最后一課是關于性的。我們的題目是《性的圣潔和性的親密》。一個錯誤的觀念及其惡果,就是人們以為親密是與圣潔對立的。換言之,人們以為有禁忌的地方就沒有自由。然而,即使是心理學家的實證也顯明,性的禁忌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會增加性的歡愉和滿足。因為歸根到底,如果性關系不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性關系就不會使人的心靈得到滿足。如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公開課《親密關系:家庭和夫婦課程》中,Benjamin Karney所宣稱的,沒有忠誠、信任和穩定的盟約關系的性交,不構成人與人的親密關系。
在過去幾年,筆者請那些接受婚前輔導的青年信徒,列出他們認為“婚前守貞”對于婚姻和生命的價值。我極其遺憾地省略了一部分,只選摘其中的10條,作為這篇評論的結束:
保護自己遠離罪惡感和羞恥感;
對創造主及他的作品保持敬畏、驚訝和感恩;
避免因分手而造成身心1難以愈合的創傷;
避免意外的懷孕;
對婚禮的誓言和洞房的歡愉有更多的期待和喜樂;
操練忍耐和克制的品格,成為獻給未來配偶的禮物;
證明你在乎對方的未來勝于在乎自己的情欲;
保持對對方身心靈的好奇,在思想與靈性的溝通上得以不斷深入;
建立彼此的互信和更堅固的安全感,因信任是親密關系中必不可缺的;
經歷到順服和神圣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