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斯·德瓦爾 在黑猩猩中研究人性

弗朗斯·德瓦爾發現，黑猩猩內部也有政治，而道德則是進化的產物，“人類只不過比我們多毛的親戚做得好而已，人類與猿類并沒有根本的區別”

弗朗斯·德瓦爾

荷蘭著名心理學家、動物學家和生態學家，2007年被《時代》周刊評為當今世界具有巨大影響的百位世界文化名人，以及目前在世的全球最偉大的十幾位科學家之一。主要著作：《黑猩猩的政治》、《類人猿與壽司大師》、《靈長類動物如何謀求和平》以及《人類的猿性》等。

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的報告被安排到年會的最后一天，早上8點半開始——這可以被解釋為不重要，也可以被解釋為壓軸。不過，那天一大早就來了很多人，主持人介紹說，德瓦爾寫過一本書，名叫《黑猩猩的政治》，那本書列入了美國國會新議員的政治入門書單，講的是黑猩猩里的權力結構，那些爾虞我詐與爭權奪利，策略、聯合、特權與交易，以及仲裁和集體領導，“聽上去跟華盛頓一模一樣……”大禮堂里笑成一片。

把政治家與黑猩猩并列——即使對動物和行為學不感興趣的人，也免不了要喜歡這個調調——雖然也有人指出，這一提法貶低了黑猩猩們。

拜那本書的名聲所賜，廣大聽眾對德瓦爾究竟是個怎樣的學者也同樣有疑惑。他是個研究猩猩的動物學家，這也許沒錯，但他研究動物的哪個方面？人們稱他為動物社會學家，說他在研究動物的政治學。但美國埃默里大學聘用了他，不是動物學系，也不是社會學系，而是心理系。

政治的起源比人類更早

出生于荷蘭的德瓦爾從小就跟動物很親近，他爺爺在當地開著一家寵物商店，他最喜歡跑去看老鼠下崽。1975年，喜歡看靈長類打架的靈長類行為學博士德瓦爾在荷蘭的阿納姆動物園展開了一個長達6年的研究計劃。

那是一個位于荷蘭東部的小城，那家動物園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戶外黑猩猩群落圈養區”。游客想近距離看黑猩猩，需要登上瞭望塔，還要隔著堅固的玻璃，因為黑猩猩們會向旁觀者扔石頭。圈養區內樹木茂密，有護河和高墻環繞，然而，有一天，還是有黑猩猩把樹枝架在4米高的墻上，上演了一出勝利大逃亡。

在那里，德瓦爾可以拿望遠鏡盡情地觀察黑猩猩們打架，不過，讓他覺得荒謬的是：對動物園里的黑猩猩，我們必須保持比野生黑猩猩更遠的距離，因為“動物園的黑猩猩太清楚他們在力量上的優勢”，而“野生的黑猩猩則不清楚他們的力量比人類大”。

6年間，德瓦爾認清了每一個黑猩猩的臉和聲音。他還辨清了黑猩猩的秩序和維持這些秩序的行為，“煽動”以及“恭順的問候”。前者是黑猩猩們要結盟時候的動作，后者是下級黑猩猩對它的上級做出一連串迅速的鞠躬動作，被問候的黑猩猩的回應則是把身體伸展得更高并將毛發豎起來——這樣，兩只黑猩猩就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大與小的對比，即使他們的體型實際上是一樣大的。德瓦爾甚至完整地觀察了黑猩猩群落的一次權力更迭，那是一場漫長的政治斗爭，大約持續了兩年。

1991年9月17日，德瓦爾在美國亞特蘭大的耶基斯地方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研究猩猩

從1976年夏天開始，部落里的一只青年黑猩猩魯伊特長大了，開始挑戰老首領耶羅恩，經歷了5場較大規模的戰斗。

那年冬天，魯伊特差不多取得了替代耶羅恩的一號頭領地位。不過，在那場戰斗中，另一個更年輕而且精力充沛的黑猩猩尼基也嶄露頭角——在魯伊特取得一號頭領位置的同時，尼基取得了二號頭領的位置。在尼基之下，是老首領耶羅恩。

當然，老首領并沒有就此罷休，在三號的位置上，他與二號的尼基組成了堅固的聯盟。到1978年春天，老首領與尼基一起發動了反對魯伊特的運動，取得了勝利。

雖然3只參與爭權奪利的黑猩猩到最后都好好活著，但這仍不失為一個與人類政治家非常相像的事例。德瓦爾認為，尼基最終占據了名義上的頭領的位置，然而，成年雌性黑猩猩們很難聽從這個年輕人的指揮，而通過雌黑猩猩的支持，富有經驗又極為狡猾的老首領耶羅恩幾乎將尼基置于自己的股掌之間。通過把一個小青年推到前臺，老首領幾乎重新獲得了過去的所有權威。

那實在是個充滿隱喻的故事，即使經過了三十多年，講座后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是有記者忍不住問：你覺得哪個政治家像黑猩猩尼基和耶羅恩，你覺得現在的總統像你書里的哪只黑猩猩？德瓦爾無奈地嘆了口氣，解釋道：“我主要是研究猴子的，對人還沒什么研究。”

政治的起源比人類自身還要古老，德瓦爾覺得，這也不是壞事兒——“能察覺出欺騙性的謀略，達成對雙方都有利的妥協，搞好有助于一個‘人’的事業發展的社會關系”，這是對單個人和社會都有利的行為。

事實上，德瓦爾不認為自己的研究“似乎讓人類的動機變得更具動物性”，他認為，“黑猩猩中的權力政治并不僅僅是‘壞的’或‘臟的’，它們給阿納姆黑猩猩群體的生活帶來了邏輯上的一致性，甚至帶來了一個民主的結構”——那場權力更迭的結果，由3只黑猩猩組成的首領團進行“集體領導”，而成年雄黑猩猩在群體中的地位，不僅取決于他的個體戰斗能力，也取決于他在“民眾”中的影響力，首領們都是天生的政治家。德瓦爾說：“黑猩猩的政治也是建設性的，對于被看作政治動物，人類應該視為一種榮耀。”

人類與猿類沒有根本區別

在阿納姆動物園，德瓦爾曾被拉去給游客們講黑猩猩的習性，他發現，那些學術界很熱門的話題卻讓游客們打瞌睡。人們想知道的不僅是猩猩的分類、棲息地的知識，他們想知道“黑猩猩的感情故事、面部表情的意義，以及它們的社會關系”。觀察到阿納姆黑猩猩群中的政治動蕩后，德瓦爾決心把這個故事寫出來。1982年，他寫出了《黑猩猩的政治》。

這本書挑戰了當時動物學研究的禁忌——動物不可能擁有人類的理智與情感。不過還好，當時已經有了唐納德•格里芬和珍•古道爾，“時機已經成熟了，如果我是10年前寫的這本書，估計就被綁到火刑架上燒死了。”

今天，將近三十年過去了，與《黑猩猩的政治》中1980年的照片相比，德瓦爾變了不少，人變溫和了，頭發剪短、變白了，連鼻梁都仿佛低了一寸，不過據說，黑猩猩們還是能認出他。他大約每年去荷蘭看望那些黑猩猩一次，每次去的時候，年紀最大的黑猩猩“大媽媽”都要拖著她患有關節炎的老骨頭去河邊歡迎他，還要用伴著喘氣的咕嚕聲對他表示問候。

那些多毛的親戚跟我們的主要區別究竟在哪里？這已經變成生物學家們頭疼的問題。

在德瓦爾之前，人們曾將自己放在一個特別受尊敬的位置上，然后去尋找我們與猿類之間黑白分明的差異。“人類有藝術才能，而猿類沒有；人類是工具的制造者，而猿類不是；人類擁有語言，而猿類沒有；人類擁有政治，而猿類沒有。”

到了1950年代，人們發現，黑猩猩擁有審美表達能力的萌芽——它們有藝術才能；1960年代，珍•古道爾發現一只黑猩猩把細樹枝伸入白蟻穴，吸引白蟻食用——它們會利用工具；1970年代，有人教會了黑猩猩打簡單的手語——它們會使用語言；1980年代，德瓦爾發現，黑猩猩內部也有政治——“人類只不過比我們多毛的親戚做得好得多而已，人類與猿類并沒有根本的區別。”

當我跑去問德瓦爾，“作為人類的一員，你這樣分析黑猩猩，不怕貶低了人類嗎？”德瓦爾笑了笑：“我不考慮那些。”

很多年前的一次采訪中，德瓦爾曾透露過自己寫《黑猩猩的政治》時的心態，“我那時候年輕，沒有工作，沒有名氣，什么都沒有，”他說，“出我的書，讓那些人說去吧。”那本書出版時，他32歲，后來的30年中，他又寫過8本書，沒有一本受歡迎程度超過那本。

同行評論他說：德瓦爾是第一個把動物當成有意識和情感的生物，而不僅僅是當作一臺會學習的機器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他打破了科學的禁忌。

人之初，性本善

在威斯康星的一個靈長類研究所工作了10年，德瓦爾開始想念另一種靈長類——學生，他來到了埃默里大學，教書以及指導學生從事研究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方法也從跑到猩猩群里觀察，變成了拉黑猩猩們來做心理學實驗。

在埃默里大學那個著名的心理系，德瓦爾開始嘗試，通過研究黑猩猩“更深入地了解人性的本質，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

把道德從哲學家和神學家手里奪回來，讓它變成一個生物學議題，這是生物學家早就想做的。最開始是威爾遜，在1975年出版的《社會生物學》中，威爾遜建議道：“是時候把倫理學暫時從哲學家手里拿走并進行生物化了。”

除了德瓦爾，進化生物學家一直在嘗試研究大腦和道德，他們認為：大腦利用由遺傳形成的機制來獲取道德準則，道德的普遍法則與學習語言的神經機制相似。而德瓦爾則是從黑猩猩們的戰爭入手，研究黑猩猩群體中道德的產生。

他的第一個突破口是“安慰”行為——在研究黑猩猩群體中的政治時，他曾多次注意到，“戰爭”結束后，其它黑猩猩會安慰失敗者。對此，他的初步結論是：要安慰他人，需要了解他人的情緒，感同身受，也就是具有“移情能力”（empathy）。后來，德瓦爾又注意到動物中的利他行為——當考慮到通過拉動一條鏈子得到食物會讓同伴遭電擊，恒河猴寧肯讓自己餓好幾天。

“這應該是人類道德的開始。”德瓦爾認為，人類的道德源于關注他人和對社會規則的理解，而靈長類動物在這類較低水平上的表現，應該就是人類道德的源頭了。

黑猩猩們可以感同身受，它們有嚴格的社會規范——它們很小就被強令學習，偶爾做錯了，會被咬掉一個手指或腳趾以示懲罰；有“互惠”和“公平”的意識，能記得那些施恩的“好人”和作惡的“壞蛋”。而這幾樣加起來，便足以構成一個和諧美好的黑猩猩社會了。

于是，德瓦爾說“道德不需要宗教”，這是他的TED講座題目。

神學家說，“如果達爾文的進化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宇宙沒有規則，那么誰來定義錯與對？沒有人主宰，也就沒有不道德這一說了”，但德瓦爾認為，他們錯了，道德并不是從天而降的東西，“它是進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