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更文明了嗎？

“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

科技的發展，經濟的進步，能否帶來人性與文明在道德意義、精神意義上的提升？ 

幾年以來，我心里時?？M繞著兩個問題：我想知道自由主義如何看待歷史，也想了解人類的動物倫理意識之演變該用什么樣的歷史觀來敘述。這兩個問題都涉及了對歷史的理解方式，并且我相信對兩個問題的回答，都不免涉及“道德進步”這個概念。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當代的思想、學術都對“道德進步”諱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如今，斯蒂芬·平克的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一書出版，終于將這個久違的關鍵詞帶回我們的眼前，逼今天的思想者不得不再次正視這個概念。在此，我想追述讀到此書之前、之后的一些思路與心得。

平克在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關于人類的歷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暴力在近五千年的歷程中一路降低、減少

2011年3月，北京清華大學國學院召開一個以伊賽亞·伯林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幸與會。會上所邀請的西方學者，多是比較知名的思想史研究者或者伯林的門生兼朋友，專長集中但各有所見，所以會上的討論對我有不少啟發。我自己所提的論文，探討伯林對于歷史的看法，主要以他1953年對歷史決定論的批評為參照。其實，選伯林這篇文章為主題，只是要找一個入口，我心里真正想追究的問題是：自由主義如何看歷史？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是什么面貌？

我的論文淺嘗輒止，對這個問題，并沒有正面的答案。不過，在場的紐約大學教授斯蒂芬·盧克斯發表他的看法：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就是“道德進步”，令我有乍聞空谷足音的驚喜。

我讀過當代道德哲學家彼得·辛格的《擴張中的圈子》（1981）一書；所謂“擴張中的圈子”，表達的就是道德進步這個概念。我也涉獵過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史，略知道德進步在其中所占的樞紐地位。對“道德進步”這個概念的邏輯與歷史，我并不完全陌生。

不過，要用這個概念來鋪陳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我始終覺得棘手、忐忑。在今天，愿意正面肯定甚至于追求道德進步的人，相對而言是少數。即使20世紀的自由主義，雖然仍舊以維系文明、推進理性為念，但在對抗極權主義之時，也并不以“道德進步”為主要的訴求。伯林、波普爾、阿隆等所謂“冷戰自由主義者”，為了對抗當時盛行的歷史理論，投注了很大的心力，探究歷史的性質與歷史知識的邏輯。他們認為，任何目的論歷史觀，都違反了歷史知識的不確定邏輯，也化個人為歷史洋流中的浮游群落，剝奪了個人面對歷史時的自主與責任。在他們眼中，無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還是18世紀啟蒙時代的進步史觀，由于其內建的目的論，皆不例外。

可是回到20世紀以前，情況并非如此。在近代西方，“進步”是一個引領風騷的觀念，也是一個旗幟鮮明的理想，與保守主義及浪漫主義分庭抗禮游刃有余。畢竟，18世紀以降，科技快速發展，革命與改革帶來了制度創新，人口的流動頻繁，世界的范圍急速擴大，生活的品質提升、內容日益豐富，思想上更有大膽的突破，西方社會似乎在各個方面，都可以自詡大幅度的改善與增長。在這種圍繞著“進步”的樂觀情緒之下，人類文明本身，人性、人心的品質，看來也能逐漸提升。大家期望，隨著知識、生產力以及理性地重建社會的機會之增長，文明、社會與人性的整體質地，也會呈現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進步。

18世紀的啟蒙運動，無論在歐洲大陸，還是在蘇格蘭，均受到這套“進步”的思想之激勵，發展出了一套“進步史觀”。粗略加以分析，進步史觀包括了幾個主要想法：

第一，歷史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拿前一個階段與后一個階段作比較，可以發現其間在生活品質與文明程度上的進步；

第二，各個階段之間的發展動力，在于“求生方式”的不同，即生產方式的變化；

第三，這些階段的歷程，對所有的文明都適用，因此各個文明之間可以做對比，從其間的差異看出各個文明的進步程度之先進或者落后；

第四，階段的遞升指向一種歷史目的論，即歷史朝向某種終極的“文明”狀態前進，是為歷史的圓滿完成（或者說終結）。

亞當·斯密的四階段說，馬克思的五種社會生產方式說，乃是這類理論之中最完備而且影響力最大的兩個例子。其他如維柯、孟德斯鳩、休謨、弗格森也都曾在這個思路上發揮。

今天的讀者，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自然主義中浸潤已久，很容易看出這類史觀中的刺目之處。歷史誠然有變化，但是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