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公民,再做儒者——一位臺灣教授的“公民儒學”與社會實踐
在21世紀民主憲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綱作為儒學發展的基本結構。如果還是這樣帶有專制意味地恢復儒學,它也可能帶來新的災難。
責任編輯:戴志勇 實習生 陳文嘉
(向春/圖)
在21世紀民主憲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綱作為儒學發展的基本結構。如果還是這樣帶有專制意味地恢復儒學,它也可能帶來新的災難。
“公民儒學”是我近幾年提出的一個概念,是在公民社會年代繼續發展的儒學。時代變化了,儒學也要與時俱進??梢院唵蔚匕?ldquo;公民”和“君子”兩個概念做對比。儒家強調成為“君子”,而我講,現代社會必須先成為“公民”然后再談成為“君子”。什么叫“公民”?從倫理角度講,最基本的你應該先做到,你想著權利時,應該記著義務,先做好公民,再談君子修養,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會的年代,“君子”應有新詮釋,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臺灣有個事情做得不錯,就是“統一發票”。買什么東西都要求給發票,起碼要有收據,才不能逃稅。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據,并不是計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發票,款價就清清楚楚。養成這個習慣,就是“公民意識”。
當代社會培育“公民意識”非常重要
來深圳,我看到有個標語非常好,叫做“有紅燈的約束,才有綠燈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識”。談“公民儒學”,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學前面談。君子儒學強調內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內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會場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說,天地有道,人間就有德了,天地無道,人間就很難有德。社會整個公民意識夠了,公民自然而然就會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為整個場域的設計,你來到這里后就有舒適感。不需要內在自我反省該當如何。
從廣州坐火車過來,跟我20年前坐火車的經驗完全不一樣,國民素質明顯提高了?;疖嚿洗蠹冶虮蛴卸Y,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邊人會熱心幫忙。這很清楚地印證了一句俗話,叫“習與性成”。國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識有個慢慢提升的過程。公民意識提升后,各種制度、各種結構的綜合作用下,人也會發生變化。
深圳闖紅燈的人很少,我問,闖一次紅燈罰多少錢?500元?,F在酒醉駕車的也很少有了。為什么?因為必須關起來,很厲害。嚴法酷刑就好嗎?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約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規范”,這個規范叫“禮”,“禮”再往前就是一種法則,叫“義”,“義”再往前有一種真實的關懷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有法。“道”為“根源”,“德”為“本性”、“仁”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為感動對方,從而導致相應的反應)、“義”為“法則”、“禮”為“規范”、“法”為“限制”、“刑”就是“強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告別了“帝皇專制”,進到了“民主憲政”的年代。畢竟過了100年,我們正朝民主憲政的大路上繼續前進,而民主憲政必須要有非常豐厚的公民社會做底子。
不是大多數人決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遠矚的知識分子提出理念,經由文化教養的歷程,讓人們了解到這個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來,看大多數老百姓是否同意這個理念。如果沒有經過民主文化的教養歷程就談民主,多數決就容易變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從多數,還要尊重少數。儒學有非??少F的東西,把它放在公民社會里實踐,我認為非常好。在帝皇專制的年代,在父權高壓、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年代,儒學會隱含一些問題。在21世紀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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