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懂我們的歷史

我們雖然應該注意現實與歷史之間的聯系，但是不能簡單地把二者混同起來，更不能不顧歷史事實，想當然地把某一個歷史階段的情況理想化、概念化，然后拿來用在當下。

《談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札記》，楊奎松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年11月，38元

中共革命勝利的偶然與必然

夏佑至：長期以來，國內外史學家多少有一種觀念：中共革命的成功，是因為其回應了國內的土地危機，但從歷史來看，中共多次在存亡之際能夠扭轉形勢，似亦有偶然的成分，如1935年毛在《大公報》上發現陜北蘇區的存在，又如1936年發生了“西安事變”。既然如此，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將革命及其勝利視為必然的觀念？

楊奎松：歷史的發生是偶然，是必然，原本就要辯證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甘南進入陜南時從《大公報》上發現陜北蘇區的事情，看起來很偶然，但這與中共中央始終堅持北上和接通蘇聯的方針聯系起來看，又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因為陜北蘇區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堅持北上方針，讀到報紙，發現陜北蘇區，就只是個時間問題。同樣，1936年“西安事變”的發生，從停止蔣的剿共軍事行動、實現二度合作的角度看，確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變”之所以會發生，又和中共政策轉變，一年來策動張、楊聯蘇反蔣抗日的統戰工作密切相關。張學良半年多前就已經在與中共謀劃發動西北事變了，只要蔣無法幫助張回東北，且又堅持逼張剿共，以張之處境、性情和對聯蘇抗日的渴望，訴諸非常手段，也就不純粹是一種偶然了。

同樣的情況，看中共的勝利，也要看到事情的兩面。即既要看到其勝利的偶然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勝利的必然性的一面。中共的勝利，有沒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當然有。比如，中共勝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毗鄰共產黨的蘇聯。我們看歷史地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點，即除了19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是圍繞著蘇聯建立起來的。這說明，地緣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國與蘇聯毗鄰，這是便利中共革命成功的一個關鍵。但說因為這一點，中共革命就一定成功，卻未必。

以芬蘭為例，芬蘭不僅與蘇聯毗鄰，而且久為俄國和瑞典分治，19世紀初完全被沙俄所統治，十月革命后才趁機獨立。蘇聯強大起來后大力扶助芬蘭共產黨，甚至出兵芬蘭，扶持芬共建立起分裂政權，芬蘭卻始終保持了獨立的地位，頑強抵抗蘇聯的入侵。芬蘭共產黨之所以沒能通過蘇援而成就其革命，一個根本原因是芬蘭人口中多數是因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而獲益的農民，他們堅決抵制蘇聯并吞芬蘭的企圖。這說明，外援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決定性的，它多半要與一個國家內部的條件和需要相適應，才能發生重大影響。因此，毛澤東說內因是根本，沒有錯。

中共為什么會在中國成功，當然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共里面出了一個毛澤東，可以說也有一定的偶然性。過去我們曾經認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成了黨的主要領導人，中共革命的命運就由失敗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開放后很快就發現，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只是被推舉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新的最高負責人并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而且，遵義會議只是批評了過去的軍事路線，沒有討論和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如果沒有1935年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紅軍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張堅持北上，能夠看到那張報紙，找到陜北蘇區，也很少存活下來的可能。如果沒有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不出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后來如何就很難說了。

其實，講中共成功，有一個因素不能不講。這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失敗。蔣介石寫《蘇俄在中國》，把中共的成功完全歸結為蘇聯的幫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