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清廷能認識到翻譯的重要性

“不能否認，以兩國當時的軍事力量來說，英國在鴉片戰爭取得勝利，幾乎是絕對肯定的事實，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譯者的情況下，中方無論在戰爭情報以及談判過程中完全處于被動的位置，這實際上也影響了戰爭的成敗以及后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認識到翻譯在戰爭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們又是否會這樣地一敗涂地？”

《翻譯史研究》第一輯，王宏志主編，復旦大學 2011年6月，40元

上面引文，出自王宏志的論文《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譯者》，收在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2011年出版。王教授這篇文章是標準的學報著作。一般來講，學報文章因應規矩總要在引文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落注釋，亦往往因此令人望而生畏。令我自己也覺得意外的是，這篇長達三萬余字的論文我竟然讀得津津有味。我想這是因為王宏志巧妙地把“國家興亡”和翻譯之“為物”這兩回事相提并論的緣故。“假如清廷能認識到翻譯在戰爭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中英對峙的局勢，會不會改觀？即使最后還逃不了割地賠款的命運，也不會因對敵情的無知而害得自己在戰場上不堪一擊。

受命到廣州去禁煙的林則徐（1785-1850），雖然知道“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對厘定制敵先機的重要，可惜給他當翻譯的通事，沒有一個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王宏志提到1839年10月有英國三桅船The Sunda號在海南島附近遇風浪沉沒，林則徐接見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喜爾（Dr. Hill）醫生。據喜爾事后的報道，這些通事在口譯時說的是“廣州英語”，“含糊不清，十分緊張，以致他們在理解上有很大困難”。

王宏志在腳注引了喜爾記錄中的“廣州英語”：“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 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 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 all that hong merchant, must crook foot litty.”這兩句英文真不好懂。王教授沒有給我們解說，他只根據喜爾醫生的記錄告訴我們，原來這是“要求他們見到林則徐時必須下跪”。根據這個場景，我們或可將這兩句廣州英文的首句解為：“今天不同往日（或者：今天是個特別日子）？&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