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流】世家：生活向上，奢侈有道

百年上流 尚品云集

它們凝聚智慧、席卷財富、見證世道、折射人心。它們可能是國際名品大腕，動輒上百年榮耀歷史；它們可能是本土后起之秀，試圖以中國人的智慧，融入世界時尚主流，表現不一樣的奢侈精神。

1911年，英國豪華游輪“鐵達尼號”沉沒海底。當年從海底打撈上岸的一件LV硬型皮箱，竟然沒有滲進半滴海水。不知LV因災難而暴得大名的新聞是否當年流入中國，但可以肯定的是，奢侈品已經隨著洋商與買辦、富豪家庭闖入國門。甚至比這更早，譬如1891年，亂世名女賽金花隨丈夫—清代狀元洪鈞從歐洲回國，途經香港時購買了一架鋼琴。鋼琴是由歐洲知名鋼琴公司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鋼琴在當年已是時髦之物，國內并無生產。

逾越階層與時光

顯然，在私有財產制度下，最早的奢侈品，囿于皇室等特權階層使用。隨著社會制度的開明與商人階層的崛起，奢侈品，日益成了謀利的工具、權貴階層的身份象征。創立于1854年的路易·威登，是法國專產高級奢華用品的品牌。創始人路易·威登的第一份職業是為名流貴族出游時收拾行李。當時出門遠行，貴族需要帶很多行李出門，常見的圓頂皮箱不易收納行李，于是，路易·威登革命性地創制了平頂皮衣箱，并在巴黎開設了第一間店鋪。為避免受抄襲，路易·威登的兒子喬治用父親姓名中的簡寫L及V配合花朵圖案設計。一百多年來，世界經歷了諸多變化，人們的追求和審美觀念也隨之而改變，但路易·威登聲譽卓然，而今仍保持著無與倫比的魅力，成為當今中國上流社會的臂間至愛。凝聚著人類巧思的奢侈品，逾越階層與時光，向人類訴說著設計之重量、人文之魅力。

奢侈品牌往往以己為榮，它們不斷樹立起個性化大旗，創造著自己的最高境界。“奔馳”追求著頂級質量，“勞斯萊斯”追求著手工打造，“法拉利”追求著運動速度，而“卡迪拉克”追求著豪華舒適。他們獨具匠心，各顯其能。正是因為商品的個性化，才為人們的購買創造了理由。而個性化以及它帶來對個體權利的捍衛，正是社會由權貴走向平等、由大眾的粗放邁向小眾的精細的最重要的表征或推動力。

從奢侈消費到奢侈品牌，這是人類對稀有資源的商業開發。奢侈品，從集體的模糊認識，開始有了清晰定義，“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這是國際公認的奢侈品概念，非生活必需，但又引領著人類的欲望，創新著人類的生活。

制度演變，人心大變

20世紀初，歐陸大地空前繁榮。兩次工業革命與幾百年的海外拓殖，使得歐美國力強盛、民生改善，物質生活日益豐饒，奢侈品消費日漸成為有閑階層的標配。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寬松了商業的枷鎖，歐陸開明之風亦闖入國門。源自歐美的奢侈品牌跨洲過界，接踵進入中國。新生權貴與富有階層堂而皇之地開始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

在以制度演變為縱坐標，以歷史紀年為橫坐標的大框架內，如果假定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是中國奢侈品元年的話，那么2011年的中國當下，則是奢侈品在中國的百年時刻。盡管我們有過貧富割裂的民國與以富有為恥的不正常年代，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百年車輪，滾滾向前。

奢侈品，凝聚人類智慧，無疑是人類品質生活的極致代表。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不因離亂而遺失，因貧困而泯滅。那些國際知名奢侈品牌，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次第涌入中國。歷二十多年，蔚成大觀—中國現在已位居國際奢侈品消費第二大國。

在奢侈品消費中，中西方最大的區別是，在西方，奢侈品消費方向中有一項是“心理健康投資”。而在我國，對奢侈品的理解主要還是集中在汽車、珠寶、房產等高消費物質上。這也不難看出國人對奢侈品消費的誤讀和局限。西方人更注重身心健康等生活品質，并把其作為很珍貴的投資。在這一點認知上，國人尚有差距。炫耀性消費雖然能夠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行頭，但是，真正有殺傷力的消費是那種蔑視一切看待財富的態度，“比如把莫奈的名畫掛在廁所里，或者像凱瑟琳·赫本一樣，把奧斯卡小金人放在浴室門腳，抵住那扇門。”

這需要時間的積淀，因為只是部分階層暴富；這需要制度的創新，因為我們的財富流向過于狹窄；關于財富的修養，沒有達成一個社會共識。

共和百年，是物質日益豐盈，人心大變的百年。中國人對奢侈品的態度，隨著時光推移，向上流動。我們開始追求奢侈的最本真境界—尊重多元，順應自然。

在“世家”里，我們通過國際奢侈品牌的中國故事與中國品牌的國際化努力，展現百年來中國人漸變的財富修養。共和百年，一部中國與奢侈物質的歷史，折射著這個民族的精神解放史、心靈的蛻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