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流】列傳：這是誰的生活方式

百年上流 百態人生

他們創造著，售賣著，消費著。他們是中國奢侈品生態鏈條上的名人。他們影響著中國財富的流向與主流價值觀的衍變。從對奢侈品的態度，可以看出擁有者的修養，也可以看出世道人心、階層演化。他們的故事，影響著中國。  

本專題第三版塊列傳，試圖挑選出民國迄今一百年里，一些可以代表中國上流生活方式的人，我們希望他們不僅是奢侈品的使用者和購買者，更是基于文化和歷史積淀的，至為高等的，人類修養、審美、習性、家教、氣質的表率。這種選擇的價值基礎等同于我們對奢侈品及其代表的生活態度的正面理解，由此，在已成為世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且被一切專家鐵板釘釘地預言即將成為世上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的中國，選擇出這樣一批人自應是水到渠成、信手拈來之事—我們本以為是這樣，但事實遠非如此。接下來，在類似于那些西方頂級品牌運營商見到中國人跟搶減價蘿卜一樣搶香奈兒時，所感到的那種困惑里，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選出些沒有多少修養、審美、習性、家教、氣質可言的，僅是奢侈品的使用者和購買者而已的人進來，如郭美美、周久耕和靠吃榨菜下飯攢了一年工錢，終于買了一只LV包的東莞制傘女工。 

讀者將注意到，本版塊選出的人按年代明顯分為兩個陣營：民國期間和改革開放之后。后者人數多于前者，但按照我們上文里對上流社會的轄定，前者顯然更為正宗。宋美齡的翡翠和袁克文的古籍應沒什么牌子，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們基于家世、自然而然的貴族做派，甚至與其同時代的那些女明星和交際花們，她們對初舶來的西方奢侈品的推崇，其中所隱含的虛榮和矯情與今天那些一身名牌的女明星和交際花們相比或許沒多大不同，但為什么那些物件佩戴在她們身上就顯得那么渾然天成、毫無破綻呢？而又為什么，套在趙本山身上的那件愛馬仕毛線衫，無論左看還是右看，總覺得是非偷即搶而來的？ 

因為這個國家在民國和改革開放之間發生了太多事，其中一些事令宋美齡的拈花一笑和阮玲玉的從容不迫產生質變，成為了郭美美的干爹親媽和丁萌的辦事效率。這些事里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不值一提，更應該被記得的是讓人民窮上加窮且以貧為榮的土改和大躍進，以及將傳統文化挫骨揚灰的文革。中國文化里一直不缺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和詮釋，在充斥著文人氣息、儒家情操的同時也在衣食住行的器物使用上考究、細致到了令洋人瞠目的地步，這里且拿堪稱“中國古代貴族生活品質指南”的 《小窗幽記》里，一節教人如何保養筆墨紙硯的文字為例：“養筆以硫磺酒，養紙以芙蓉粉，養硯以文綾蓋，養墨以豹皮囊。”嗚呼，此書作者陳繼儒若生于文革年代，不知會被踩上幾千萬只腳。 

仍位列奢侈品消費冠軍的日本，與美國、歐洲等奢侈品老牌消費國一樣，都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在貧富差距不大的社會前提下，人民對更高的生活品質的追求使然。在日本曾出現過的全民追逐奢侈品的現象，只是個體為了不脫離群體，而并非為了高人一等，而且他真的是因為喜歡才去買，而不是為了什么別的—其中隨便一個日本小姑娘對名牌精通到“能毫不費力地寫兩千字的論文，內容涵蓋設計師擅長的細節處理方式、本季的設計主題、與之前設計主題的內在聯系、走秀時哪個模特穿了哪件設計、當時臺下有哪些名人光顧、這個牌子的消費者里有哪些國際名流以及本地名人……”（《名牌至上：亞洲奢侈品狂熱解密》）—卻在不久前，一位山西煤老板在香港LV專賣店里對店員不耐煩地說：“我再強調一遍，我不要什么路易•威登，我要的是LV！L-V-！你聽不懂嗎？” 

不止是集體赤貧后的個別暴富，文化上傳統的斷裂和此時此刻無與倫比的功利庸俗，才更是成就當今中國奢侈品消費奇景的根本之力。在西方奢侈品經營傳統里，將其顧客歸納為將高尚的社會地位、巨大的財富和高雅的生活方式，這三位歸為一體之人。在中國，幾乎沒幾個買家能夠同時符合這三個條件，他們或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富二和小三，或是按理不該擁有巨大財富—就算擁有巨大財富也不該當眾顯擺的官員—且哪怕某人名利雙全，也多數沒什么高雅的生活方式可言。 

不失偏激地說：奢侈品在中國不再是什么生活方式，而成為一種矯揉造作、咄咄逼人的生存姿態，虛榮的載體,富裕階級對自我身份的粗暴證明，進而升華為某種此地無銀式的，對真正意義上的上流社會的背離。香奈兒的香水，蒂凡尼的戒指……這些本是世上最為優雅之物,忽然變得無比粗俗。那位攢了一年錢來買LV包的制傘女工希望借此向這個世界展示和證明的東西或許僅是個人的存在而已,而這種存在感,在文化發達、政治昌明的時代里,也許只需借一首詩即可。 

除了昂貴和高品質之外，在對奢侈品的標準釋義里，還有“非必需”這一必要素質。我不由想問：在人民持續餓死的1964年爆掉的那顆造價N億的原子彈是必需品嗎？在坐滿兒童的超載小車如蛋殼一般被壓碎在馬路上時，發射出去的那顆造價N億的神舟八號是必需品嗎？這個問題可以啟發我們更深地去理解當今中國的奢侈品盛宴，確實，在祖國母親都在瘋狂追捧奢侈品時，她的兒女們還有什么好顧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