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我們在談什么（23）

香港敏感的小販管理問題

香港也有類似內地“城管與小販發生沖突”的新聞。香港不叫“城管”，叫“販管”，全稱是食物環境衛生署小販管理隊。這些年在媒體上讀到過幾起惡性事件。當“販管”檢控無證攤販時，逃跑的小販，有人溺水身亡，有人被車撞傷。這兩天的新聞是，有十名“販管”圍住一個涉嫌“阻街”的阿婆，阿婆跪地求情仍被拘控。七十歲的徐伯路見不平，挺身喝止，因一名“販管”亂中跌倒，徐伯被指控襲擊執法人員，被警方扣押，地方裁判法院判其“守行為九個月”（相當于一種警告），該判決飽受惡評。

小販問題在香港由來已久。英國占領香港初期，大批建筑工從內地涌來，小販亦跟隨而至，沿街叫賣，路旁煮食，百多年前的香港，看上去就像“小販城市”。嚴重的衛生問題出現了，特別是鼠患，而那時鼠疫是香港的死敵，所以政府從一開始就試圖嚴管。最初管理小販的是警察，警察的腐敗也正是從那里發端。警察和三合會組織相互勾結，利用發牌、檢控等環節，對小販敲詐勒索，將法治變成牟利工具。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那個腐敗年代，已成香港的遙遠記憶（甚至可以說“一去不復返”了）。20世紀70年代后，包括反腐倡廉，港英政府的管制有諸多改善。小販管理權由警方交市政局，2000年，交食環署。勒索小販的事已很罕見，但欺負小販的事今天仍時有所聞。報紙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專訪，受訪者黃先生的父親曾是磨剪刀的小販，而他自己是小販管理隊的成員，這位青年時代曾熟讀左翼書刊的黃先生坦承：“做我這份工作，多多少少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有些鎮壓性質。”據他回憶，“更嚴厲地打擊小販，是在90年代中期開始”，而“對小販的污名化和雷厲風行的掃蕩是高地價政策和地產霸權的結果”。

據食環署統計，截至2009年12月底，全港共有6513個固定攤位小販牌照和678個流動小販牌照。對香港這座曾經的“小販城市”來說，這數目實在不多，更何況還在與日俱減。當制造業紛紛遷往內地，香港經濟轉為以服務業和金融業為核心的知識型經濟，尊富崇貴的“中環價值”成為主流價值，小販的生存空間就日益受到擠壓。黃先生認為，規管是必要的，但他問道：“規管要到什么地步？我們要的社會到底是什么社會？為什么我們的社會不再敬重小販自主勞動的尊嚴？這個都市到底是要有個性的自主社區生活，還是要無頭無臉的樣板國際大都會？”

這兩年金融危機，為緩解民困，香港政府又恢復向“雪糕仔”、擦鞋匠發放經營牌照，甚至還給一位小販頒發了養猴牌照——因為這位阿伯要以猴子招徠顧客，銷售土藥“疳積散”。有關小販的新聞，每每勾起香港人十分復雜的情感。毋庸諱言，在許多人的懷舊情緒里，潛藏著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憂慮。而我注意的是，在香港，解決沖突的機制是什么？我發現，每當小販問題成為焦點，媒體、社團、政黨、議員都會發表大量意見，包括“販管”本身。那位接受媒體訪問的黃先生，就是“販管隊”的工會領袖。有時食環署在接到市民投訴時，將責任推給前線執法人員，“販管”的工會也會站出來替自己說話。

這是香港社會的成熟之處： 有較完善的監督與對話渠道。在中環鬧市，有幾位擦鞋匠，多年來未能獲發牌照。政治取向不同的各政黨多位議員競相出來表態，一致力挺擦鞋匠。電視還直播區議會的辯論，整整一個半天，大家都以大同小異的動情語言，呼吁政府為擦鞋老人發牌。從這個意義上也不妨說，敏感的小販問題，成了政治人物“親民秀”的機會。其實這也是歷史形成的現實。畢竟，這里的舞臺，對于有志從政的人是小了點。

（作者系傳媒學者，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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