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卻顧所來徑（5）

父親洪深的兩次當官

1942年，父親對馬彥祥叔叔說：“我的那次家庭變故，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決定，第一，我這輩子絕不做官；第二，我絕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

今年是父親洪深（1894—1955）去世55周年。對于今天的社會和今天的人，父親是一個已經消失了的人。正如父親所言：“人，總是要過去的，而事業——對人類的貢獻——是永生的。”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該被忽視的重要之處。然而，對活著的人來說，今天和明天更重要。我不希望甚至極不情愿父親的“影子”還在當今社會“徘徊”。因為父親是屬于“昨天”的，我不愿意，亦不忍心看到父親嚴肅的人生遭到“戲說”和“誤讀”。

1955年，父親對孩子們以后工作志向，提出要求：“寧可當個二流的科學家，也絕不要做個一流的文學家。”說此話時，我是一個少年，但父親的堅決態度和“訓誡”之意，令我印象深刻，終生不忘。后來，如父親所愿，我讀了工科。但沒有成為“二流科學家”，只是一名“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而已。如今，回過頭來琢磨那句話的真正含意，我想父親當年恐怕不會只是出于“科學救國”的簡單想法，而是希望孩子們能逃避帶有“天然”弱點的中國“文人”在大傳統背景下難以逃脫的“不幸命運”吧。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我的祖父洪述祖

父親的家族，稱得上是武進的大族。從家系來說，父親是清朝文學家、經學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孫。祖父洪述祖人很聰慧，雖未曾出洋，卻有不錯的外文能力，文才亦佳。晚清時，祖父捐了個直隸候補道。民國建立后，1912年3月唐紹儀受命組閣，祖父因與唐的交情而供職內務部。三個月后，唐辭去國務總理，祖父則繼續留任。同年9月，趙秉鈞擔任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祖父很得其信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祖父因此案牽連，于1919年4月遭極刑——死時很慘。祖父在軍閥混戰割據的政界供職，最終，在強權齒輪的滾動中被碾得粉碎。這也是他咎由自取吧。

現在討論正統史書予以祖父的“定論”，沒有什么意義。我只是覺得，在社會變化中，因為政治爭斗而定的各種“罪名”，本身也是變化不定的。祖父企望通過仕途求發達的這種人生追求，我雖然很感不屑，但我以為，祖父政治投機大失敗的結局，多少似乎和祖父跟“錯”了人有關。他的“仕途”之路的悲慘結局，是他對權勢的貪欲而致，不值得同情。但是，祖父的慘痛之死，對父親乃至對我，都是深刻教訓。

在祖父的陰影下

祖父是和我沒有任何聯系的、一個難以追溯的人?？墒?，對于父親來說，就不一樣了，父親回避不了這個被社會視為“罪人”的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得到解脫。1932年，父親在《文學月報》一卷一期發表的《印象的自傳》一文中，沉痛地寫道：“我父親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殘酷。我父親下獄之后，許多親戚朋友，尤其是我父親走運時常來親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猙獰的面目。一個不負責任無能為力的我，時時要被他們用作譏諷或詬罵的對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懷疑你，鄙視你，隱隱地把你不齒人類；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間的空氣，也是你應當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卻從此深深地認識到了一個人處在不幸的環境中的痛苦。”

祖父的“死”，帶給父親的是背負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陰影”中，父親一生走得艱難異常。

父親的轉學

父親要求孩子不要學習文科，但父親本人卻是從工科開始自己的學業。1916年，父親從清華學堂畢業考取官費留學美國。父親開始就讀的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化工系陶瓷制造專業。1919年春，祖父在國內被處極刑。祖父刑前遺言，要求父親“不必因此廢學，畢業方回”。同年秋天，父親即申請轉學去報考哈佛大學。經過嚴格考試，父親被錄取了，師從戲劇家倍克（Baker）教授學習“戲劇編撰”。

父親為什么轉學戲劇，他有過明確的“說明”。1942年，父親對同在四川江安國立戲劇?？茖W校執教的馬彥祥叔叔說：“我的那次家庭變故，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決定，第一，我這輩子絕不做官；第二，我絕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們，鞭撻他們。這樣我就只有學戲劇這一條路。這條路我在國內學校讀書時候就有了基礎的。”

可知父親這個原本無奈的選擇，并不是消極的選擇：　父親不僅相信自己具有從事這種工作的天賦和能力；而且認為，戲劇也是一種“喚起民眾”的有意義的事業。

父母“自戕”事件另一面

1941年2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父親和母親一起“自戕”的事件。后雖獲救，但此事在當時仍引起震動：　父親“事業生活一切都無辦法”的遺言，成為輿論拿來作為“大學教授無法生存”而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抨擊的有力證據。

到了1980年代，從一位長輩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種——我亦深信不疑的——說法：　1941年1月，國民黨策劃了“皖南事變”，隨之中國共產黨啟動旨在保存力量的“應變”計劃，其中包括對時在重慶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士分批撤離的安排。該計劃中沒有父親，父親也不知道有這個計劃。后來父親得知此事，特別是知道自己很“不以為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時，父親痛苦到了極點……

從大學教授到上校銜科長

我曾經因為父親兩次做了“官”，違背了他自己的初衷而感到“遺憾”。我曾不止一次地設想：　如果父親不曾踏進官場，他的一生會不會是另一種狀態？是不是就不會在壯年的六十歲，離我們而去？

1922年春，父親自美國留學歸來，先后在上海的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廣東的中山大學，青島的山東大學，福建的廈門大學等學校教書，他從來沒有想過要中斷這種教書生涯。1937年夏，父親從廣州到上海參加話劇《保衛盧溝橋》的導演工作。但隨即發生了“八一三”戰事，父親來不及回廣州安排家人，就率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從上海出發，走向了全民抗戰的戰場。

1938年4月，第二次公開合作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了以陳誠為主任、周恩來為副主任的政治部。政治部下設三廳，郭沫若任三廳廳長，田漢是三廳六處少將銜處長。那時，父親帶領抗敵演劇隊正在襄樊進行宣傳，當父親接到田漢要父親立即趕赴武漢三廳任職的急電后，毫無遲疑地立即趕到武漢，接受了三廳六處戲劇科（即第一科）上校銜科長的職務。

政治部三廳戲劇科，由當時在武漢的全國救亡戲劇宣傳隊伍整編成的十個抗敵演劇隊和一個孩子劇團組成，他們是當時國統區抗日戲劇宣傳的基本力量，父親是這支宣傳隊伍的重要組織者和主要管理者。1938年，父親組織上百人演劇宣傳隊到農村進行宣傳，他本人也隨同湖北楚劇宣傳隊一起下了鄉。同年9月，父親率領演劇隊，乘木船驚險渡黃河北上進行宣傳。

父親曾自嘲道：“為遠離‘官’而搞戲，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則是為了‘戲’而‘做官’。”真是造化弄人，不可預料。

抗戰勝利后，父親重回復旦大學任教。父親說，抗戰勝利后，“但愿永不再做官”了。父親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

20世紀30年代初，父親閱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開始了和左翼的接近：　1930年，父親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劇團聯盟”，在文化工作中公開站在了左翼。當時，父親對“共產主義學說”不可能有所認識，他也不關注政治黨派間的斗爭，父親只是在文化態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愿意，也沒有參加到實際的政治斗爭中去。父親這種態度和立場，讓政治斗爭無論的哪一方，都不喜歡，亦不信任。

1937年，父親帶領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到達洛陽。國民黨駐軍首領問父親：“有沒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親引唐代詩人王維詩句“西出陽關無故人”予以否定的回答。近半個世紀之后，當時和父親同在上海演劇救亡二隊的地下黨員金山先生，撰文回顧了這段往事：　作為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內的中共地下黨，他在向主管周恩來匯報時，對洪深表示“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態度，認為是有問題的。這多少也可表明，那時共產黨員是怎么看父親的。

抗戰勝利后，父親不斷遭到國民黨政權的公開迫害。1946年，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父親“因反對特務學生對進步同學壓迫脅持《谷風》壁報事件，每夜有持槍者包圍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幾近一個月，雖堅決挺持，而本人后腦神經系統發炎，兩耳失聰，均于此時加重”。1947年，在上海江灣復旦大學，父親又因“1947年5月，上海學生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中本人支持進步學生，被反動分子持槍威脅、毆擊前后七八次”。

1947年5月，上海全市學生進行反內戰反饑餓大游行，并在校內舉行活動，隨后學生運動開始向全市各個階層延伸、深入。在復旦大學教師和員工會上，父親痛斥國民黨政府對學生打擊和鎮壓的暴行，并建議全校教授罷教和向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與會教授在罷教宣言上簽字，以復旦大學教授名義發表通電，向全國控訴國民黨法西斯統治暴虐罪行。國民黨政府窮途末路之際的惡劣作為的結果，讓父親，也讓許多有民主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乃至痛恨。

1948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沒有拿到復旦大學續聘書的父親，接受了廈門大學外文系的聘請，帶著我們全家從上海到了廈門。同年末，父親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以醫治牙齒為由從廈門只身到了香港。1949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安排下，父親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蘇聯輪船到東北大連港。5月，父親到北京。9月，父親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

父親第二次當官

母親告訴我，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準備回到上海復旦大學繼續教書工作。但周恩來要父親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親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親的單位是“政務院對外文化事務聯絡局”，是個純粹事務管理性質的行政機關。首任局長，是著名詩人蕭三。蕭三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也是毛澤東的大同鄉。作為蕭三的副手，父親負責局內具體的事務性的工作。如參與我國和友好國家文化交流計劃制定以及實施，舉辦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大會，迎送外賓，等等。工作繁重、事情瑣碎，無章可循的工作環境，并沒有妨礙父親做好并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務。

父親兩次做“官”，不論是“戲劇官”，還是“對外文化聯絡官”，實質上，都是父親無條件聽從共產黨安排，做了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基層行政事務管理工作的“官”。

我對父親“不做官”的“食言”，已經釋然——我不再“遺憾”。父親做了他能夠做的幾乎一切事，沒有“食言”。“遺憾”的應該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真的很無力。如同隨水而動的一滴水、一根草、一片葉，順流而下。而我們全然不知自己在人生之河的什么地方或停滯或消失，我們并不能真正意義地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與歸宿。

一個人生命的長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幾乎毫無區別。人在世，活得問心無愧，活得于人類社會有貢獻，活得問心無愧，就不枉活了一生。父親說：“我覺得我對于戲劇，研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對于后人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我研究所得寫出來，庶幾以后從事戲劇的人，不必像我這樣吃苦費力。”父親做到了，做得很好。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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