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勇者】記者手記：大時代里守著“一”

鐘老不是民國控。

住在他樓下的作家王平給我看過他1949年初的日記，里面對蔣介石元旦文告的評價是“哀鴻遍野”。他甚至對1949年后的臺灣，也沒那么樂觀，他對我說：“如果我去臺灣，說不定也一樣被整得很慘。”“臺灣的民主自由，不也是后來等到蔣經國晚年才有的嗎？”從左傾青年到右派，在鐘老這里，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沒一丁點那種老革命的“上當感”、“被辜負感”，而是淡然的“求仁得仁”。

如果不是看了少年鐘叔河，那時候還叫鐘雄的手稿和日記里那些醒目地探討民主與自由的段落；如果不是看了將他定為“極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條》，“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經濟上再強大，也是沒有很大吸引力的”，“政黨的活動，主要應放在政治方面。對于人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黨的領導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這樣的觀點。我也會像大多數朋友一樣，覺得“一切大師都是慢慢進化出來的”，或者覺得“許多大師是自我覺醒自我啟蒙而來的”。

我不敢隨意地給鐘先生封上“大師”的頭銜。不過在年輕人心中，總是有自己的學術文化地圖與坐標。說起來也巧，在湖南也在中國最有分量、最有坐標意義的兩個文化老人——鐘叔河與朱正，他們不僅是幾十年的好友，連生日也在同年同月。他們用力甚勤的研究領域，更是貌似巧合地分別為周作人和魯迅。

以“文歸文，人歸人”的視角看，周氏兄弟，不管怎么排，恐怕都算得上新文化運動結出的最有分量的果實。對于他們精神脈絡的理解，多年相知的難友可能才最清楚。早年同為右派小集團的俞潤泉先生，2001年曾給鐘叔河寫信：“兄雖受挫折，仍重視科學，終為當代學人。”

可惜，俞先生未能看到2008年的鐘先生另一篇《過頭話》，專文批評楊振寧《曙光集》中的這段話：“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這篇看起來平靜的文章，輕輕地一劍封喉。

知己擊節叫好的時刻，也應該憾失于2006年，鐘先生那篇《角先生與肉蓯蓉》，從特別巧的性學史角度，對科學精神匱乏的中國傳統“文科生”們進行了一次特別狠的嘲諷。當然，對鐘先生擊節贊賞的人，還有錢鍾書這樣的人物，楊絳后來寫信給鐘先生：“鍾書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與錢鍾書這種人不同，鐘先生是真正“土里面長出來的學者”——父親是學數學的，談不上太多的家學，師門更不顯赫，沒讀過大學，也不是某大師的私淑弟子。

時光流轉到今天，確確實實地，他成了我們心中的“大先生”。能成為“大先生”，緣于各自造化。比如鐘先生還有那種自制歐式木刨的行動力，有在舊書店巧奪《查泰萊夫人》的機巧，有拉板車刻蠟紙養家練出來的經營頭腦。只是他們這些年，在大時代里守著的“一”，無論如何，是值得后輩仔細看，再仔細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