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暗戰 廟堂經濟學家的權力江湖】豪門盛事

他們或身居國家經濟決策中樞，或就任國家官方經濟智囊部門，或身處巔峰學術機構，他們的學術主張經常被納入國策或法律章程。相對于書齋型經濟學家，這些距離權力很近、掌握著壓倒性的學術話語權而暴得大名者，他們無疑是所處時代的“廟堂經濟學家”。他們性格鮮明，事功非凡，這些學術掌權人或學術明星，除了正常的觀點交鋒外，還暗隱學術派別之戰、學術評價機制之爭。學術是非，可以時間來檢驗，而名利是非，恐怕終生無解。

作為中國最頂級的經濟學家，躬逢思想解放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歷史機遇與個人的奮斗的合力下，他們成為朝野器重的改革英雄。學術權力與現實影響力，讓他們成為時代的明星。這些經濟學家當仁不讓地構成了中國學術圈中的“豪門”。

家庭聯產承包、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價格雙軌制、整體改革，這些牽動整個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時代神經的詞匯，其背后都挺立著一個個赤心熱血的經濟學家。中國沒有哪個時代，經濟學家會被如此器重，他們以其卓越的學術勇氣與學術良知，影響決策，改寫歷史，贏得朝野尊重，成為時代耀眼的英雄與明星。2008年開創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總結經濟歷史，并將幕后的經濟學家推至前臺，以公開公正的旗幟，推動學術民主，以期催發中國經濟學的繁榮。

大爭鳴，“中青年”嘯聚莫干山

2011年11月26日下午，北大經濟學院泰康人壽報告廳，群賢畢至。13點20分,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張維迎穩步而至，招牌式的華發一如往昔挺拔。甫一入門，起身祝賀與寒暄的學者絡繹不絕；半小時后，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悄然前來。原定13點30分啟幕的會議已經開始。華生想從側門繞進，不巧，他的座牌靠近正門。而側門第一排，張維迎默然端坐，偶然低頭寫上幾筆。華生退步—也許正門落座才不會太引人注目。20分鐘后，記者求證組委會,確知當天另一主角田源因故不會到場。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現場。經202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經濟院校和國內研究機構負責人、主要經濟和學術媒體負責人以記名投票方式評選，以華生研究組、田源、張維迎為主要貢獻人的“價格雙軌理論”，高票當選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紛爭一時的關于誰是“價格雙規理論”第一發明人的喧囂，以華生研究組、張維迎的到場，田源的缺席暫劃一個句號。華生在領獎時回顧“價格雙規理論”的誕生地—浙江莫干山，不勝唏噓：“27年了，（人生）能有幾個27年。當時在那兒爭論，能夠到今天在領獎臺上，我很希望你（編者注：當年會議的重要參與者王岐山）來參加。”

正是莫干山會議，促成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全面崛起，他們開始深度介入中國的改革時代。這是已被載入史冊的輝煌時刻！

1984年4月，25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以《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驚險過關，成為莫干山會議的150人成員之一。這是一群憂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經濟學者，他們被“不講關系、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憑論文水平確認代表資格”的“鐵血原則”吸引，嘯聚浙江莫干山。會議的策劃者之一、時任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助理研究員黃江南回憶：“一位民族學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長時間，非要上來。阻擋她的人說，你又不是發起單位的，又沒有論文被選上，憑什么讓你上。結果她說：‘我也是搞改革的??！’挨不過她的執拗，就說讓她上來待一天就離開。第二天就要她走。”這是一個民間組織的學術活動，因時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外聯部副主任王岐山等官員的到會，一時成為朝野矚目的焦點。

會務頗具創新，上山不許帶論文，第一天不開會，先聊天交友；會議分成七組，每組有主持人，有中心發言和會員討論，會員到哪個組聽都可以。與會者熱烈討論，時而火藥味十足。從白天到黑夜，人人精神亢奮。會議結束時，居然大半人累得生病。經過幾番激辯，雙軌制成為莫干山會議價格組的主流觀點。會議最終形成一個總報告和附有一份專題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以及由華生執筆的會議紀要—《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實現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效應像發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擴展。很多青年因此聲名遠播。會后，很多與會者邁入政府體改部門，比如田源成為國家體改委委員；年紀最小的張維迎在這年12月去體改委報到上班。吸納青年學者的意見，鼓勵年輕人冒頭，一時成為各地政府的開明之舉。河南省政府曾組織河南省經濟咨詢團，由省長劉杰任團長，于1985年4月邀請莫干山會議中的一些骨干人員作為政府的咨詢顧問。近百位青年經濟學家群情振奮，欣然受聘，開了省一級領導和青年經濟學家直接溝通對話、直接形成地區發展戰略的先河。莫干山會議之后，“中青年”成了被社會廣泛承認的改革時代新名詞。

事隔多年，在誰首先提出價格雙軌制問題上，張維迎、羅小朋等人卷入爭論風暴，不過羅小朋亦承認同一討論組的華生對價格雙軌制的貢獻在于他的口才，“他把這個思路變成會議的主流思路，并且對于說服決策者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講，“在當時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勞確實是最大的，他應該是‘雙軌制’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

大勇氣，三個老人的故事

如果說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記憶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青年的風發意氣，那么2008年第一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則頌揚了歷經劫難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政治勇氣與學術良知。

“每天上午八點半，杜潤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磚塔胡同的辦公室上班。在這個陳舊昏暗朝北的房間里，扭開一個上世紀80年代樣式的臺燈，他要靜靜坐上那么一會兒。”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這是2007年媒體筆下94歲老人杜潤生的生活片段。一年后，95歲高齡的杜潤生作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的主要貢獻人，首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1955年，因為對農村合作化心存疑慮，杜潤生曾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解除了他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1980年秋，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終于發話表示贊同。1981年，杜潤生在國務院會議上再次放言：集體經濟已難以維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困。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潤生親率調查組，坐在顛簸的吉普車里，挺進農村做田野調查。杜潤生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個重要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終結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近百歲的杜潤生已倦于回顧自己對“包產到戶”的作為，對于2008年的那次時隔二十多年的褒獎，他堅持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雙耳失聰的他聽不到頒獎現場雷鳴般的掌聲。他喜歡待在安靜的個人世界里，多年思考，悟出一句：中國的改革要過兩關，一個市場關，一個民主關。晚年有記者問他：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這個有著“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大聲說：權貴資本主義！

師從杜潤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思考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堅，他們中有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和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這三位都曾直接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

與心系農村和農業的杜潤生相比，文革結束后已是北大經濟系副教授的厲以寧的職業興趣在于城市與工業。1980年4月到5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就業座談會上，厲以寧提出以股份制模式，以及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來解決當時城市日益窘迫的就業問題?？上?，在計劃經濟一手遮天的時代，他的提議未能得到認可。厲以寧有感而發：“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

偃旗息鼓終非厲以寧的性格。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從理論上詳細地討論了我國改革以后的所有制體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構造。1986年，《紐約時報》就以“厲股份”的稱謂來報道厲以寧在中國股份制改造問題中的作為。不過，相比“厲股份”，厲以寧不排斥有人喊他 “厲非均衡”。因為在他看來，股份制是一種具體的方法，“最集中代表我觀點的書就是那本《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因對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作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的主要貢獻人，厲以寧獲得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在2011年11月26日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現場，厲以寧穩居第一排中間位置，華生、張維迎分居其左右。他當天發表了關于縮小城鄉制度差距的演講。語氣鏗鏘，學術的目光返至農村，強調“必須給農民以產權，農民沒產權是沒有道路的”。

1985年前，中央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發式的。1985年前后，以吳敬璉為代表的部分經濟學家對是否應該繼續沿著“放權讓利”方向前景持有懷疑態度，提出救治之策在于推進配套改革。他們主張政府進行價稅財聯動的改革，并參加了1986年國務院領導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成為與“企業改革主線論”主張不同的“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這種改革理論自成一體，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產生了較大影響。2010年，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給“整體改革理論”主要貢獻人吳敬璉、周小川等人。

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吳敬璉先生，年逾八旬依舊為中國改革而“常懷千歲憂”。從2001年怒斥中國股市“連規范的賭場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國股市正處于“強盜貴族時代”，再到近年來成為呼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旗手，從“吳市場”到“吳法治”，他總是點中中國經濟的痛處。

大智慧，四代經濟學人

2011年11月23日14點，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走完了99歲的人生。他是在1949年前已經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離世的經濟學大師。生前，張培剛擔任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主席。11月26日下午，中國經濟學家年會會議正式開始前，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執行主席毛振華提議全體起立，向張培剛默哀。三百多經濟學界人士紛紛站起，老中青三代學人沉浸在巨大的悲傷中。

拿毛振華的話講，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多年時間，中國的經濟學存在一個斷層，而像張培剛這樣的哈佛博士，基本中斷了最黃金的學術生涯。慶幸的是他們捱過了學術最黑暗的時代，以余熱培養出了自己的學生。

經濟學家趙曉在一篇名為《他們為中國播撒市場經濟火種》的文章中寫道：中國經濟學家分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顧準、孫冶方和薛暮橋；第二代有吳敬璉、馬洪、劉國光和厲以寧；第三代有樊綱、周其仁、林毅夫、張維迎等人，而他自己這一批上個世紀末開始活躍的經濟學者屬于第四代。

其實，遺憾的是，像解放前留洋的經濟學教授，基本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中靠邊站，沒有成為第一代經濟學人的中堅。譬如建國初期“海歸”楊敬年教授，中國最優秀的發展經濟學家之一；譬如倫敦經濟學院博士錢榮坤教授，中國一度最優秀的金融學家。他們莫不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屢屢遭受或輕或重的沖擊，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當然，根據其學術活躍時間和自身年齡，第一代經濟學家還應包括于光遠、杜潤生等；第二代應有董輔、成思危和茅于軾等；第三代應有華生、田源、何家成、鄒恒甫等；第四代則更多，譬如謝國忠、李稻葵等。

趙曉說，第一代稱得上鳳毛麟角，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第二代現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燦爛，如日中天；第四代則是批量生產，正在崛起。這四代經濟學家一脈相承的是對于市場經濟如何發展的研究，都是在完成經濟學的啟蒙工作。

董門顯赫，力撐最豪華經濟學獎

在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現場的嘉賓簽到臺上，記者看到，“董門”的臺簽赫然獨列。魚貫而入的各路經濟學界人士一到門口，先前的并肩寒暄，到此各找簽名簿。這委實是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的門生盛事。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獎，發源于董輔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獎，是董輔基金會聯合北大、人大、武大、上海交大和清華的經濟學院而發起的一項旨在鼓勵、褒揚經濟學創新的獎項。”毛振華是董輔的博士生，也是董輔經濟發展科學基金會的理事長。毛振華創辦了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全程贊助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而董輔的另一個任泰康人壽的董事長的博士生陳東升為本屆創新獎提供了總額100萬的獎金，而提供評獎經費的武漢當代科技產業集團負責人，亦是董輔的門生。

董輔師承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便提出了關于再生產數量關系的數字模型，被譽為“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在改革開放初期，他破天荒地就提出了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政企分離”、“政社分開”的政策性建議。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堅持所有制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1984年董輔獲得了當時經濟學最高獎—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

2004年7月30日董輔病逝。8月12日，經濟學界召開董輔追思會。“會上，有經濟學家提出設立董輔基金會，董門弟子積極響應。討論最后，確立基金會的發展方向是弘揚、鼓勵經濟學家的創新精神。”回憶起基金會創辦情況，毛振華依然不減對恩師的感念之情。“2005年基金會終于注冊成功。之所以沒有用經濟學家的名字命名這個獎項，是因為我們不是弘揚董先生的經濟思想。”

董輔從1985年后開始在北大、武大開設博士點。據董輔的學生、中國銀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楊再平介紹，董輔生前帶出的博士生有五十多個，目前擔任司局級領導的約有二十多個，省部級的也有幾個，還有許多在經商。董輔的第一個博士生是1985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的華生。同獲第四屆經濟理論創新獎的田源亦是董輔的博士生。

董輔面相嚴峻，但內心柔軟，極為愛護學生。生前對于學生的要求，幾近有求必應。在一個名為“懷念董輔”的網頁上，近二十多弟子書寫悼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第二代經濟學家中，還沒有在經濟學“普道”上能超越董輔的。他的眾多門生，每年以中國經濟學年會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名義相聚，把手敘情，頜首論道。

基本上，這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榮耀系于改革開放，尤其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是理論總結實踐、理論被納入國家決策的非常時期。

前三代經濟學家，其學術生命與改革開放的進程緊密相連，問題意識始終推動著他們的學術思考。他們因關注時代大命題，而為決策者所注意，在體制內爆發出巨大的能力，進而影響社會，推動時代的發展。那是問題叢生的八十年代，生而有幸的八十年代。毛振華講，這樣的時代際遇基本不會再次出現。“衡量他們的成就，不是計算他們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多少篇論文，畢竟中國經濟學本身要植根于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

2004年8月12日，在董輔追思會上，趙曉如此感嘆，“每一代經濟學家都有他們的問題意識，有他們時代的使命，他們為這個使命付出一切，我們都要為此感到慶幸。”前三代經濟學家們以巨大的學術勇氣與大無畏的探索精神，無愧于時代的召喚。而在日益浮躁的當下，新銳的經濟學家們該承擔什么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