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暗戰 廟堂經濟學家的權力江湖】混戰江湖

第一代與第二代經濟學家，因關注改革熱點問題，身處體制內，影響決策，往往被大眾定格為“廟堂”經濟學家。那些經常在媒體發聲的，則被學院派經濟學家譏諷為“媒體經濟學家”；無視學術輩分與爭鳴規則，四處挑戰，常惹江湖硝煙的，則被媒體冠以“明星經濟學家”。這三類經濟學人并非界限分明，彼此有交集。他們的學術論證，在日益市場化、利益集團化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勾兌著門派之見、名利之爭、學術話語權之搶奪。學術界日益江湖化、學術權力場日益碎片化，成為一個不可逆的潮流。

經濟學從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觀點紛爭，應是學術爭鳴的應有之義。這些論爭，如果卷入風云莫測的政治斗爭或人事誣陷中，加上旁觀者的誤讀甚至攪和，正常的學術爭鳴，亦會變色，蛻變為名利場的角斗。

溫和之戰：門戶之見與學術爭鳴

在第一代經濟學人，因為時逢百廢俱興，個人的學術發展與單位的地位掛鉤，服從組織，服務大局，基本抑制了經濟學家內爭的可能。真有價值的經濟學家，都有屬于自己的一片學術開闊地，即使爭論，多是改革的聲音與保守的聲音之間的交鋒。私人名利與恩怨，在其間基本不太突出。

在第二代經濟學家，因學術的爭論而導致彼此感情的疏離現象，開始出現。大經濟學家成為改革的英雄，他們亦成為日益發達的媒體寵兒。大眾輿論的加入，使得這種學術辯論容易走火傷人。

吳敬璉與厲以寧的學術紛爭是經濟界人盡皆知的事情。兩人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最早發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當時厲以寧認為企業改制勢在必行，吳敬璉則認為應優先考慮價格改革。2001年2月，由于對股票市場的狀況和發展看法不同，兩人的矛盾白熱化，引發了一場為國人所矚目的爭論。自此，兩人爭論不斷，甚至鮮少同時出現在一個場合。

盡管事后，吳敬璉表示，為了維護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大家都有責任維護一種不用意見爭論的氛圍。厲以寧亦公開表示：“我和吳敬璉有過幾次爭論，其實我們倆關系挺好的。我們倆是高中同學，我們倆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終是一致的。”但至為惋惜的是，這種不能成為朋友的學術論爭，還是被外界解讀為兩人不和的原因。

孫冶方是我國老資格的經濟學人，他執掌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時，先后將吳敬璉、董輔招至麾下。“先生生前說他與這位經濟學家從無宿怨，改革前的困難年代相互還幫過一點小忙。”董輔的得意弟子華生在回憶恩師的文章中，將他與師傅的共同“論敵”—吳敬璉，稱為“這位經濟學家”。華生曾因雙規制度增量漸進改革論與吳敬璉為代表的綜合配套改革派發生過唇槍舌劍。

在華生看來，恩師最為看重的中國證券市場，在2000底、2001年初遭遇了吳敬璉的痛擊。董輔的“嬰兒論”與吳敬璉的“賭場論”針鋒相對。華生在回憶恩師的文章中認為這次爭論，“第一次把道德、良心、利益映射和大眾情緒帶進獨立的學術研討和爭論，從而使得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討論沒辦法正常進行下去。”董輔與吳敬璉的學術分歧，因參與者的情感因素，旁觀者的誤讀，最終傷害了論爭雙方的私人關系。

董輔與厲以寧、蕭灼基向來交好。他們經常出門結伴調研，厲以寧、蕭灼基亦是董輔的弟子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董輔去世后，兩人均寫文悼念。厲以寧也是董輔追思會積極的召集人。

在第三代經濟學家中，關于價格雙軌制理論的第一發明者，出現了過多個版本，當年莫干山會議的參與者華生、張維迎、羅小朋均卷入紛爭。在2011年11月26日的頒獎致辭中，華生反復強調這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想法完全是在會議上通宵達旦碰撞出來的。”張維迎則如此追述：“大概在莫干山會議之前的4個多月，在莫干山會議之前，我有了（價格雙軌制）第二稿，第二稿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開的刊物。”

其實，排除學術上的紛爭，張維迎和華生，在師承上還有源淵。張維迎在西北大學的碩士導師何煉成是武漢大學張培剛的高足，而華生的恩師董輔亦是張培剛的門生。張培剛在武漢大學先后培養出董輔、曾啟賢、何煉成等。董輔門生成名者眾，而曾啟賢又培養出鄒恒甫、楊再平等一流學者；何煉成領導下的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居然為中國經濟學貢獻了數位重量級人物，包括張曙光、鄒東濤、魏杰等人，享有“青年經濟學家的搖籃”美譽。當時經濟學界許多重量級人物都與武漢大學有著或顯或隱的關系，一時圈內有“武大學派”之稱。

盡管是師承有關系，但抵擋不住利益與聲名的利劍。與張維迎同是張培剛弟子的弟子，鄒恒甫就曾因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辭退，在博客上破口大罵時任院長的張維迎。

致命之戰：學術評價體系之異見

經歷了大破大立、英雄輩出的1980年代，經濟學家的論爭基本被納入更學術的軌道，他們開始走下“神殿”，被動或主動地還原為更純粹的知識分子。盡管這一歷程伴隨著時代陣痛，但昔日的“英雄”隨時有被槍挑下馬的“驚嚇”。關于經濟學人的評價體系，遭遇前所惟有的險情。

在武漢大學教授鄒恒甫眼里，這些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名的中國經濟學大家，“有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學術成就”，他把中國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編成“三綱五常”、“林海張楊”，多次在公開場合毫不客氣地點評他們。在他的學術評價體系里，國際一流學術期刊才是展示實力的舞臺。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北京某媒體上發表“中國合格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的觀點后，引起媒體強烈關注。面對批評，經濟學家集體沉默。

論及對經濟學家之間的直言批評，《經濟學消息報》創辦人高小勇提及這樣一件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與吳敬璉在一個市場化改革方案設計組的才子劉吉瑞，從英國普茨茅斯給高小勇傳真來一篇稿子。劉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國當個經濟學家，比當木匠容易”。當時高小勇很喜歡這篇文章，打電話給樊綱。樊綱的回答卻是：謹慎些，中國經濟學進步需要一個過程。

第一代與第二代經濟學家，因關注改革熱點問題，身處體制內，影響決策，往往被大眾定格為“廟堂”經濟學家。而新成長起來的第四代經濟學家們，往往以學術的深度、在一流國際期刊上的論文數量，來與第二代、第三代經濟學家論衡。這些很早吮吸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后來者往往“不服”或“輕視”前輩經濟學家。

這種對于經濟學家的重估浪潮，開始挑戰一個傳統定論：經濟學家的價值，在于現實的參與度，學說的“經世致用”性。但無論如何，在新的評價體系面前，有的經濟學家開始了默默自省，更多地關注自我的學術創新。

艱難之戰：為“道德”與“良心”交鋒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市場經濟起步與高速發展的時代，公平與效率成為經濟學家爭論的焦點。“國退民進”、產權改革等論戰中，道德與良心、公正與良知，成為批評者嫻熟使用的詞匯。這一階段中，郎咸平持續處于旋渦之中，這個郎旋風，先后與中國經濟學界大腕吳敬璉、張維迎、周其仁交過手。

如果說這些發生在頂級經濟學家之間的裂隙，大致誘因是學術觀點的差異與名利的紛爭，那么在媒體發達時代，大眾對頂級經濟學家的圍觀與批判，則發酵了經濟學界最為復雜的唾沫狂歡。一時間，追求學術獨立與營造健康的學術氛圍，亦被知識界一再呼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一度生氣地說，經濟學界不算健康的爭論風氣讓他開始懷念多年前關于改革細節的爭辯，和“不爭論”、“多實踐”的日子。

樊綱的寬厚和理性一直給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說樊綱理性、懂科學，是因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實研究和價值研究分開的經濟學家。”樊綱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在《經濟學消息報》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爭議不休的觀點：經濟學和道德無關。高小勇認為這一觀點，有助于在一個有著感情用事傳統的國度里，充分理解經濟學的科學實質。

在財經作家蘇小和看來，當代中國經濟學家中，唯有周其仁挨罵最少。“當茅于軾、張維迎，甚至還有吳敬璉被各路人馬破口大罵之時，周其仁卻在各種場合贏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林毅夫被人們譏笑為“政府御用經濟學家”，而當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掌門人之位時，卻被人們評價為，“周將會為這所高級別的經濟研究機

構帶去真正獨立的學術之風”。

“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眾的謾罵聲中，是因為他一方面將自己的言論場域僅僅鎖定在學院經濟學之內，他的文章之專業、學問之嚴謹，一般不圍繞大眾關心的經濟熱點問題作驚人之語。另一方面，聽過周先生演講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他的演講從不大聲呼喊，句子在某種有意克制的節奏和氛圍中娓娓說出，目光凝聚，臉面生動，在有形無形之間感染受眾”。這涉及到書齋學術與廟堂學術的問題，同時又牽扯個人的做學術的姿態、傳播學問的方式。

媒體的發達，讓經濟學家群體出現明顯分野。一類更加專業性，走向書齋，看重與國際學術界對話。這類經濟學家強調學術獨立與學術的國際性，譬如鄒恒甫。他們基本財務獨立，不迷戀各種論壇與商界活動，沉潛于學術教育與研究；一類是明星式學者。他們善于針對社會熱點問題，接受媒體訪問；頻繁穿梭于各種活動，曝光率奇高，亦被評價為“媒體經濟學家”，譬如郎咸平；最為大眾詬病的則是任職于各類商業機構的經濟學家，他們常被譏諷為利益集團的“幫兇”。

恒久議題：廟堂之爭與學術獨立

至于學術獨立，在毛振華看來，其實，身處“廟堂”，如果違背自己的理論良知，追風、騎墻，肯定不會有杰出成就。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項的頒布，正是證明了三代經濟學家關注現實、堅持真理的學術勇氣和人格操守。

中國最頂級的經濟學家，從董輔、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華生、鄒恒甫，或因學術或因人事改革或因個人性情、修養，沉人際關系泥沼。學術是非，可以時間來檢驗，而名利是非，恐怕終生無解。為政策背書,為利益集團代言,在權力與商業輪番侵蝕的時代,經濟學家繼續走向分化,似乎不可避免。學術自由與思想獨立，仍是中國經濟學家常讀常新的必修課。

“老一輩經濟學家，人和人之間很熟，一起共事過，各有各的觀點，個人之間，經過那么長的社會矛盾，有各種交集，也有分歧，但最終都參與進來，也不容易。”毛振華說，開始吳敬璉和劉國光老師對他們的邀請，基本保持沉默，“現在他們都是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委會的名譽主席，這也反映出他們學術大家的胸懷。”

在毛振華等董門弟子看來，董輔經濟學發展基金會聯合高校學術機構，創設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就是要弘揚學術民主，不論你對誰的學術觀點有意見，對不起，你只有一票；你對誰有成見，在兩百多票中，永遠只是少數。經濟學這么大的學科，觀點紛爭是正常的，落實到評獎上，關鍵是要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