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暗戰 廟堂經濟學家的權力江湖】華生：經濟學家不需要神話

在華生看來，到目前為止，他很少看到真正的討論和爭議。正常的學術爭鳴應該是嚴肅、理性和深入展開的碰撞。

記者：作為“價格雙軌制”的主要貢獻人之一，你獲得了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你怎么評價這個獎項？

華生：雖然過去也領過很多獎，但這個獎很特別。它是經濟學界第一個用民主投票的形式來決定獲獎者的獎項，是一種民主的體現，不在個人掌控范圍內的獎項。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醞釀產生，脫離了小圈子的限制。先是包括來自全國各大院校的學者、媒體人和項目研究領頭人的二百多名專家自由提名，然后經過兩輪投票，最后才產生了獲獎者。從另一個方面講，這個獎項脫離了常規體制，尤其在中國民主制度艱難前行的現在，把這個獎項的形態從經濟學領域推廣到整個社會，也非常具有啟示性。

記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學家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華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讓經濟學家在中國如魚得水，如日中天。這其中，對于中國經濟學界來說，是破舊逐新的過程。這個行業里的人邊學邊用，再到后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一批批經濟學專業留學生的歸國，更加壯大了這個行業的體量。在現今中國經濟的轉型中，社會發展對這門學科的要求越來越高，雖然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個向西方學習和借鑒的過程，但這個國家跟西方不同，即使是現今的西方社會也遠遠沒有做到。能用理論模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所以才有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我國經濟學領域內的人自然更無法用西方現成的學術模型來做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研究。

記者：你從一度的學術中心離開經商，有過心理落差嗎？

華生：落差當然有。從身處經濟改革前沿，因為環境被迫成為個體戶，這么大的改變肯定需要根本調整。我從商之初，跟很多知識分子下海一樣有不適應。憑直覺辦過餐廳，這種體驗和做經濟學研究完全不一樣。做學術研究是在前人理論基礎上，再搭一塊磚，是鉆牛角尖的專門家、學問家；而做企業要有綜合素質、能帶隊伍，還懂得市場判斷，能夠承擔風險。不過我現在不能算企業家，要算也只能算是最懶的企業家，我一年也難得去下屬公司轉一圈。不過，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企業管理機制幫助了我。

記者：對于中國的經濟學發展，這幾年你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么？

華生：經濟學家圈子，其實可以分作兩個不同的領域。雖然都叫經濟學，但里面包括了投行、券商等等。另外是在學術單位、研究所和大學，純粹一點做理論研究的學者。但今天的這種形勢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不同，二者差異正在越變越小。因為利益上的導向正在變強。以前捧著鐵飯碗，做理論研究，基本是純學術，今天這些人經受著各種利益誘惑，出現在各個會場，成為學術明星。他們參加不同團體或利益集團舉辦的峰會、論壇，自然會有發言或方向上的偏向。而且這樣一來，還會有多少時間研究呢。當然現在社會對這個群體也有一個誤解，對于經濟學家，更多地應該從專業性上來判斷，而不是想像著他們在各方面，從學術、道德至人品都盡善盡美。經濟學家不需要神話。

記者：對國內經濟學上的學術爭鳴，你怎么看？

華生：國內經濟學界的爭鳴并不多。到目前為止，我很少看到真正的討論和爭議。正常的學術爭鳴應該是嚴肅、理性和深入展開的碰撞?，F在更多的是對某一件事情的爭論，就事論事，而且是各說各話，達不到學術爭鳴的程度。比如收入分配是社會轉型的大問題，這樣的爭論對政府決策和對社會的影響是有意義的。但是并沒有真正的討論和交鋒。這跟國內學術本峰的組織、跟時代和外界的誘惑無不有關。做吸引外界眼球的人，本身不是不好，但偏離了研究的專業性和中立性，就是問題所在。

記者：談談你近年來的學術研究方向。

華生：我的研究重點在機制設計領域。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的就是這個領域。機制設計在中國的應用還處于剛開始。在這個轉型期，要想改變，除了要有目標，過渡的方式就是要用設計機制來完成。其實，八十年代的價格雙軌制也是機制設計的一種，作為一種過渡性機制，從1985年到1993年，為期7年，在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中，沒有出現大的動蕩，說明這個機制設計是成功的。后來的國企、 國有資產管理的體制同樣如此，從1986年開始討論到2003年成立國資委，也是一種機制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