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做少數民族召集人——對話胡德夫

記者：回過頭來看，你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參加的社會運動哪些更重要？

胡德夫：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臺灣各種社會運動興起的一個時代。當時蔣經國先生還在，我們還有“文檢”，臺灣雖然在慢慢地開放，但還感覺不到民主。臺灣那時候只有一個國民黨，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在那個時代是唯一的反對勢力，我是第一個加入的原住民，做少數民族的召集人。

1984年臺灣發生海山煤礦爆炸事件，使我們原住民的問題浮現出來，為什么那么多的罹難者是原住民？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部落結構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這樣的問題很多人包括我都在思考。人口販賣問題很嚴重，但沒有人披露。我們的小孩子被買賣當童工，小女孩被買賣當童妓，這是足以讓一個部落解構的問題。那時候有很多黨外雜志，但連我都是被禁唱的。那時候我在想如何透過黨外雜志把我們原住民的問題披露出去。我們原住民的行政階位很低，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污蔑。

鄭成功來，叫我們番人；日本人來，叫我們生番熟番；國民黨來，叫我們山地人。但最早的時候，這個島上只有我們。我們為什么會被邊緣化？我們在想，民族尊嚴很重要，但沒有人想到源頭是什么。臺灣經濟在最輝煌的時候，錢都淹到腳了，但我們享受不到。

記者：什么時候起，原住民用持續的運動讓自己的權益開始發生了變化？

胡德夫：1983年，1984年，持續到1986年。通過我們對“教育部”的抗議，吳鳳那個假民族英雄的神話故事被我們成功地從教科書拿掉。我們傳統領域的土地被軍方拿走，被“政府”編入山林地，所以后來我們發起了“還我土地”運動，持續了10年。我寫了一首歌就是反映土地問題，如《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在民進黨建黨那10年，我發現我們的原住民被藍綠這種撕裂臺灣的力量撕裂了，原住民運動那時候沒有聲音。精英都分別去效勞兩個黨了。我想此后比較重要的是怎樣讓我們的年輕人把我們上一代的運動結合在一起，去面對我們現在的困境。

記者：你的歌在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胡德夫：運動滋養了我的歌。我的《美麗的稻穗》和李雙澤的《少年中國》、楊弦的《鄉愁四韻》都是最早寫的，我們那群朋友把它稱為“民歌搖籃時期”。其實在民歌時代，我在歌上的奉獻不是很多，我只是參與，剛好碰上了那個時代，碰到這些人，我們在一起變成了一個搖籃，搖出了一個校園民歌時代，后面就百花齊放了。剛好在百花齊放的時期，民主運動開始，我就跳進民主運動。我最想要寫的東西，如《為什么》、《最最遙遠的路》、《大武山美麗的媽媽》、《飛魚云豹臺北盆地》都在民族運動發生期寫成。當我覺得自己比較像一個歌手，站在一個歌手的位置時，雖然我沒有參加外面的歌唱活動，但我想像著街頭。歌不只是好聽而已，而在于它有什么意義，有什么益處。

記者：接下來有些什么計劃？

胡德夫：我現在經常去中學、大學、東部、部落廣場和一些青年會所唱。我希望能承諾對自己許下的一個諾言，到臺灣邊疆或少數民族地區，充電一下，有生之年讓創作有一個不一樣的疆界。臺灣雖然小，但音樂性很豐富。輕輕走一趟，就做一張，再走一趟，再做一張，一年推出好幾張。

（本文作者邱大立：著名樂評人，一直致力于推動華語獨立音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