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馮氏風馬?！空镜酶?，尿得遠

天下苦國企久矣。當年毛澤東接掌政權之后，以公有制一統天下，強行將社會拉入絕對平均的所謂窮人的天堂，試圖建立共產主義。國企超大超強，壟斷一切，普天之下，莫非國企，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然而結果卻令人絕望，饑荒不斷，經濟停擺，幾近崩潰。1976年之后，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戰略的核心就是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三十多年過去了，民營企業已撐起中國經濟的大半江山，貢獻了70%的就業、50%的稅收和50%以上的公益捐款。如今，中國人均GDP已步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

民營企業由野蠻生長到理想豐滿的內因，即自我完善的歷程固然重要，但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外部政策與體制環境也十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保護私人財產權利的制度，倘若一個人拼命干活、創業、創新，把企業做大做強，到頭來工作成果（具體表現為個人財產或金錢）卻與自己毫無關系，或關系含混不清，要么只有幾十年使用和支配權，要么今天說是你的、明天有可能又被剝奪，那他立即會作出一個理性的決定：放下手頭的活不干了，拔腿開溜。又比如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如果沒有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不讓市場在生產要素的配置方面起決定作用；如果一個微觀經濟活動不是由企業和消費者決策，而是任由政府行政權力無限延伸，用閑不住的手代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既發結婚證，又管做愛姿勢，但就是不管有無高潮和生不生孩子，那企業就只能野合（違規）或自宮（退出市場）。

市場效率一方面取決于交易速度的快慢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取決于市場對企業家創新能力的定價（即超額利潤的高低）。什么叫好政府？什么是有利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好政策、好體制？關鍵要看它是否能提高交易速度，降低交易費用，以及提高對企業家創新能力的市場溢價。要做到這些，最好的辦法就是小政府、大服務，小管制、大市場。比如企業創造出利潤完成初次分配后，再通過繳稅或消費者購買以及公民個人公益捐款等方式完成財富的二次、三次甚至四次分配。分配過程必須有一整套兼顧公平與效率的良好制度，以及切實有效的自我調節機制。最后，還必須建立確保上述幾項市場經濟制度能夠有效運行的基本制度和法律體系、政治體系（民主與法制）及社會體系?？傊?，這些都是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空氣和水分。失去這些，民營企業就是無水之魚、無本之木，岌岌乎，危乎哉。

自清末以降，無論哪種民營企業（官助商辦、洋人買辦、海歸創業或草根生長），絕大多數都沒能活過20年。這其中最關鍵的原因，不是死于商業競爭或市場周期性波動，而是死于制度摩擦，即被一次次社會制度變革與震蕩絞殺殆盡。而同一時期被我們在市場競爭中打敗，甚至被逐出市場的外國公司（如英資聯合利華等），一百年后卻挾其新技術、新產品，堂而皇之地卷土重來。洋人的民營企業之所以長命，關鍵在于它們賴以存在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如私人產權、自由競爭、合理分配及民主法制是一直存在并且不斷完善的。而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雖逐步確立，但仍不完善，有時甚至還拉抽屜，往回退。在這過程中，民營企業的主要死因仍然是體制博弈而非市場競爭，這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歷史悲劇和宿命。

如果說5年前我敘述民營企業的“野蠻生長”時，主要是檢視民營企業在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劇烈制度變遷中，所承受的從原罪到死亡的一系列痛苦經歷，和從痛苦中掙扎出來的逃生之路，那這本《理想豐滿》的重點，則是觀察民營企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外部體制和社會生態。換句話說，理想豐滿是有前提的，即必須要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法制的政治體制，以及維護公平正義的社會體制。

我幼時塵飯涂羹，和小哥們兒叫板時就嚷嚷：“你能行，就你尿得高？！”及至成年，始知要想尿得遠，就必須要站得高，所謂從大處著眼，從遠處著力。民營企業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要想跳出歷史的周期律，就只有更加主動地推進經濟、政治與社會體制改革，這就是“大處”，也是民營企業要想尿得遠的“高處”。民營企業與市場經濟改革的進步程度休戚相關。對此，我們從未喪失信心，即使面對挫折也是 “一直都想走，從來都是留”，因為我們深信“我喜歡你（祖國與市場經濟）是因為你愛我”！

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四大理想“起它一個號、坐它一乘轎、刻它一部稿、討它一個小”中就有“著書立言”一說。我未能免俗，而且還幻想站得高、尿得遠，終于授人以柄，幸好大家都知道“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