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沙龍】被篡改的中國神話

中國歷朝知識分子的最大過失，就是用軸心時代（先秦）的文獻代替上古神話，以為那就是民族國家的文化起源。

《山海經》是一部永遠無法讀完的圖書，一旦打開，就難以將其閉合。它不僅是關于整個世界的碎片化敘事，而且展示出上古人類觀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對所有異象和奇跡深信不疑。而這正是21世紀中國人最缺乏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機的醬缸里翻滾了兩千多年，《山海經》早已失去當年最純真的讀者。

戰國之前，上古神話源出多頭

在兩千年以前的戰國時代晚期，我們約略看見了它的作者—一位年邁的巫師，面對青銅燈盞，借助昏暗的光線，翻譯、抄寫和拼綴那些來自巴比倫、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書卷。越過莎草紙、羊皮書、竹簡和絲帛的縫隙，他像煉金師一樣在狂喜地工作，采集那些破碎的事像，按東南西北及其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組，猶如從燒杯中汲取金黃色的汁液。他被文本里的各種“幻象”所包圍，臉上露出了狂喜而憂慮的表情。他看到了這部典籍的曲折命運。

經過秦始皇于公元前213至212年的大規模焚書，最優秀的先秦神話早已灰飛煙滅，只有這部被視為經典的奇書，被西漢儒學家“意外地”發現，并超越自身命運而重返人間，成為唯一能夠跟儒家典籍并置的“異端邪說”，甚至以一種不和諧的面貌，介入儒學家改造歷史真相的運動。

《山海經》究竟告訴我們什么？它究竟是中國巫師的杰作，還是西亞商人帶來的世界地理手冊？它為什么能夠描述赤道太陽垂直照射的效應，并記錄了北極圈內長晝永夜的非凡景觀？為什么它既有對澳大利亞袋鼠“夔”和笑鳥“……”的表述，也有對南美洲玉米的曖昧記錄？究竟是誰走遍整個世界，把這些廣泛的地理知識，傳播給一個在遠東崛起的民族？

戰國之前，上古神話源出多頭，而敘事駁雜，風格斑斕，本土和異族的意識形態，并置于東亞的廣闊空間，始終未能獲得有效的梳理。這是早期神話的基本特征，也是王國時期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這種紛亂的狀態，無疑是開發性社會結構的表征，但它也為民族國家的自我認知，制造了巨大的障礙。

在戰國晚期，也即軸心時代晚期，一種強烈的漢文化主體意識開始生長起來，企圖以王國的權力結構為鏡像，構筑大一統的帝王世系，由此構筑民族國家的權力軸心。紛亂的帝王世系譜系一旦獲得統一，就能形成單一的歷時性軸心，而為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生長和運轉，設定了一個最重要的內核。

漢代儒生集團是先秦神話的最大敵人

戰國是漢民族進入自覺的轉折點。它的神話敘事，包括神話的歷史化和帝王敘事，為此后的秦漢兩朝帝國的意識形態建構，開辟了意義深遠的道路。在一個互相兼并和大一統的普遍價值觀的支配下，歷史敘事開始蘇醒，一些重要的史書開始出現，而重構統一的上古帝王世系表，成為歷史敘事的首要題材。在這樣的訴求下，《五帝德》和《帝系》應運而生，它們利用各種神話傳說資源，煞有介事地編織了一個統一的上古帝王傳承譜系。顧頡剛大肆嘲笑和批判了這種制造“偽史”的行徑，聲稱那是“在戰國的大時勢下應有的鼓吹”，而漢儒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始作俑者。

盡管顧頡剛的這一觀點在斷代上有所失誤，卻向我們揭示了中國先秦神話的最大敵人。它們并非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和翦滅楚國王室的漢王朝，而是漢代儒生集團。這個集團經過秦代的挫敗，指望在新時代獲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這種策略分為兩個主要方面，首先是在開國大典之后，游說皇帝，推高儒學的官用價值，也即讓儒學成為專制主義的重要飾物。董仲舒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的個人努力，令西漢朝廷啟動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公元前134年）的國家主義程序。而后，經過漢宣帝劉詢主持召開的石渠閣會議（公元前51年）和漢章帝主持的白虎觀會議（公元79年），最終形成官方儒學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為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顯示帝國權力對思想的完美征服。

但這其實是一種雙贏的格局：帝國獲得了儒家士大夫的權力支持，而儒家則獲得了知識的最高話語權。文化權力的獲取，導致儒家可以放手一搏，以注釋、改寫、偽造（分為在真本中插入偽造的句段之局部造偽，和整本典籍的偽造）等手法，借此篡改先秦歷史文獻，以實現儒學意識形態的世俗傳輸。參與這場典籍改造運動的人士，包括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劉向劉歆父子等，時間從西漢武帝時代，到東漢王莽時代，長達兩百多年，可謂風起云涌。而參與改造經典的，并非只有儒家一脈。秦漢兩代，狹義的“儒生”，多指研習孔孟之學的士人，而廣義的儒生，則指所有識字能書的士人，其中當然包括老莊之士和方士。后者最終合流成為道士集團。

兩漢系文物造偽源頭

晚清學者廖平撰寫《今古學考》、《古學考》、《知圣篇》和《辟劉篇》等，指出今文經是孔子的真經，而古文經則是劉歆竄改的產物。1891年，康有為更以高亢的聲調，痛斥東漢劉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記》在內的多種典籍的無恥行徑，作者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手法惡劣，是為“篡賊”，聲稱自己“不量綿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諸儒于云霧者”。顧頡剛也宣稱，劉歆編造“漢應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是給王莽篡位制造理論基礎。

但經籍造偽和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輕易。多數經籍早已流傳天下，僅僅在一套竹簡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作偽者還須握有管理皇家圖書館的權力，并且上下串聯，內外呼應，嚴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敗露。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錢穆才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為劉歆鳴冤，說他們沒有作案的可能。

這兩種觀點在民國年間爆發激戰，始終沒有和解的跡象。但無論如何，造偽終究是一種不爭的事實。漢代造偽之所以蔚然成風，不僅是因為某些典籍流傳稀少，甚至可能是一個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簡的特殊結構。采用緯編方式將簡片串聯起來，這種活頁式的結構，令偽簡片的插入變得輕而易舉。在上下文便于銜接的前提下，插入寫有篡句的偽簡片，再用細繩重新加以裝訂，一般很難被識破。篡改者只要雇用技術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藝和書法風格，就不會留下顯著痕跡。其次，是在單片竹簡上刮除原字并改竄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種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簡中直接加入一個偽卷。當今中國的文物造偽傳統，其源頭蓋出自兩漢。

作為“集體之作”的《山海經》，因其文本的開放性，篡改變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鳳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貼滿圣賢孔子的標語—“德”、“義”、“禮”、“仁”、“信”，儼然是一位展翅高飛的儒家信徒，而這類意識形態詞語，在該書其它地方從未出現，顯得十分突兀，顯然是儒家偷塞私貨的結果，但至今都沒有被聰明的經學家們識破—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山海經·五藏山經·南山經》

就在康有為怒斥劉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時，“太史公”本人的作為，卻遭到了意外的遮蔽。這個蒙受后人“篡偽之痛”的司馬遷，正是兩漢學者編造歷史、并用歷史敘事來取代神話敘事的始作俑者。盡管《史記》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所載史實，被后世證明有大量不實之處。以往的史學家，多以為那是司馬氏對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緣故，但在我看來，其中更多的是一種蓄意的編造。司馬氏的“篡改”，是在正典寫作中注入個人觀點，甚至直接用神話材料去編織史實，如“黃帝本紀”之類，反而無人詰問。太史官的主流地位，捍衛了這種改寫和編造的權力，令其散發出正統、客觀、公正和煞有介事的氣息。

司馬遷受到廣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視神話和熱愛歷史，正是漢代儒家理性主義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亂力怪神”，并把其中有價值的信息采為信史。

以先秦的文獻代替上古神話

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士一種，道家、陰陽五行家和術士，也加入了這個龐大的隊伍。所不同的是，后者從不偽造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話敘事，偽造黃帝和他人的對話錄，由此推出《黃帝內外經》、《素女經》等數十種偽經，僅湖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就在13種以上。此類上古經典的造偽，從未有人追究其造偽責任，這可能是因為“造偽”的痕跡過于明顯，近乎赤裸的游戲，在漢代的知識語境里，此類假托黃帝之名的手法被視為文學修辭，而非蓄意的歷史欺騙。

鑒于先秦典籍造偽蔚然成風，除了漢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競相仿效，前赴后繼，不斷形成新的浪潮，不僅把中國變成文化造偽的超級大國，更為當下的神話研究，設置了嚴重障礙。另一更為嚴重的情形在于，神話典籍的鑒定及其整個神話研究，從未成為中國經學的主流，也沒有受到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關注。在本朝，上古神話只是三種人關切的對象：作家，如魯迅、沈雁冰和聞一多；學者，如顧頡剛、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鐘敬文、袁珂、饒宗頤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和季羨林等，但人數稀少，影響細微，從未進入所謂“國學”的核心層級。

中國歷朝知識分子的最大過失，就是用軸心時代（先秦）的文獻代替上古神話，以為那就是民族國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與此完全不同。如果沒有對希臘神話及其奧林匹亞神學做出必要的響應，就無法掌握古希臘藝術和哲學的內在本質。

而自從西漢以來，包括魏晉、唐宋、明清、民國及當代研究者，僅僅把神話作為一個附庸性現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館采集的民間神話故事，多經過階級斗爭理論的篡改，變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學、歷史學和實用主義學術觀的多重擠壓下，神話沒有得到保衛，反而緩慢走向湮滅的終局。而民族國家的精神起源問題，至今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