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袁隆平：站在世界的“原點”

隨著對超級稻的質疑和轉基因食品爭論的升溫，袁隆平的形象也走到了“解構”的邊緣。不過，當你聽到他說著“以身試轉基因食品”的話，所有的爭論或者成見都失去了勇氣。一位見過人餓死的老人，愿意讓更多人生存下來，是一件多么單純的事情。

“悲夫，頒白者勞心，尊長者盡瘁。”看著2012年感動中國人物頒獎禮中微佝僂的白芳禮老人，朋友冒出了這么一句，眼淚兒差點下來。作為一個極理性的人，他很少對“感動”這些大字眼兒有什么感受，但執念于“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的儒家夢想,他對老人的努力，卻頗有感觸。于是，想到另一位更著名的老人—袁隆平，更有幾分凄楚涌起，剛剛獲得“馬哈蒂爾科學獎”的他最近又成了熱詞，但也許沒有人知道，他的聽力已經很差了。

隨著對超級稻的質疑和轉基因食品爭論的升溫，袁隆平的形象也走到了“解構”的邊緣。不過，當我聽到他說著并愿意“以身試轉基因食品”，我終于失去了所有爭論的勇氣，一位見過人餓死的老人，愿意讓更多人生存下來，是一件多么單純的事情。也許，就這么簡單吧，這是所有問題的原點。

讓天下人的碗里裝滿五谷

2月1日的吉隆坡，所有人的掌聲都獻給了正在接受2011年“馬哈蒂爾科學獎”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這位教科書中的“雜交水稻之父”露出了燦爛的笑容，而留給新華社的話，依然離不開他的工作：“我將爭取在90歲前實現超級雜交稻畝產1000公斤的目標。”

要知道，這位站在全人類對抗饑餓最前線的先鋒已壽過八旬，看著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沖鋒，豪壯中夾雜著無數悲愴迎心襲來。但到了袁隆平這里，卻又顯得格外自然。2011年的9月，離農業部驗收還有3天，就有媒體搶報他正在沖刺畝產900公斤的消息。當時身為袁隆平秘書的辛業蕓壓力很大，她回憶道，就有人建議把“900公斤驗收”改稱“高產驗收”以避免突出“硬指標”。但袁隆平堅持了“900公斤驗收”的提法，最終，農業部經過嚴格的測產驗收規程后，測得18塊試驗田共107.9畝“Y兩優2號”平均畝產達926.6公斤。

在世界糧食日來臨之前，袁隆平的成果對全人類來說不僅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更如圖騰般給人們帶來了無限希望。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至2011年期間，糧食費用上漲使近7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21世紀以來，全球結構性饑餓人口仍在增加，2010年全世界遭受饑餓的人口為9.25億。

此時的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由此不難想象，在為此困擾數千年的中國人心目中，驅散饑餓的袁隆平的形象該何其高大。這一切的原點始于饑餓，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中，這位“當代神農”的研究始于三年自然災害，但當他親口描述見到人餓死的情景時，人們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種生命被慢慢剝奪的殘忍。“我在路上看到過5個人餓死了，倒在橋底下的，馬路邊的，田坎上的。”這段簡單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也了解到為什么人們眼中的盛世首先要有一碗滿滿的五谷。但或許并沒有太多人聽到過他對雜交水稻推廣的“牢騷”，在畝產數字簡單飆升的背后，他更看重的是有多少人享受到了這項技術。

根據亞洲歷史上最長也最大的國際農業科研機構—國際水稻研究所的數據，目前，中國的水稻田里，有58% 的水稻是雜交水稻，而就連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在種植的雜交水稻，占比高達40%，增產比當地品種高20%到25%。不過在最需要的一些國家里，這樣的推廣工作并沒有那么順利。在東南亞的幾個國家里，雜交水稻平均占比僅為8%。饑餓問題更為嚴重的非洲等地水平則更低。

“有一些國家設置技術壁壘，限制國內進口雜交稻，這就很不利于雜交稻的推廣，當地政府的貪污腐敗也推高了種植成本，這都是問題。”袁隆平心里有一盤自己的推演，甚至對中國農業部門，他也再次談起了自己的看法，“其實，在當地生產種子是可以的，像生產東西一樣的，我們有了更好的，就可以把淘汰的東西給他們，而且這也是好東西啊。”

袁隆平始終也想不通，農業部門并沒有同意。有一些東西框住了這能夠養活天下人的五谷，如果世界上有一半稻田種上雜交稻，可以增產1.5億噸糧食，“就可以多養活4到5億人啊，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我自愿為科學獻身

袁隆平一直是個地頭科學家，那條他帶研究生的第一課是下到田間的段子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榮耀。而就在他傾心研究的時候，話題一直沒有離他遠去。“各種技術都在進步，袁隆平的努力我們尊重，但是不能排斥其他方向，這才是科學。”一位學者的說法代表了圈子里不少人的看法，他口中的“其他方向”，當然也包括了“轉基因技術”。

作為未來農業的一個發展方向，這項技術的發展勢頭已經顯而易見。2月7日，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發布報告稱，與2010年相比，2011年的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8%，達到1.6億公頃。

報告顯示，2011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最大的國家是美國，達到6900萬公頃，主要為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巴西和阿根廷分列第二和第三位，種植面積分別為3030萬公頃和2370萬公頃。其余名列前位的國家是印度、加拿大、中國、巴拉圭、巴基斯坦、南非和烏拉圭，種植面積均超過百萬公頃。而美國政府推行的“不問不說”制度已類似于“實質等同”原則，即轉基因食品和傳統食品無本質不同。

但關乎13億人口的生命，圍繞這項技術的爭論在中國已經持續多年，作為農業技術的標桿，袁隆平被不可避免地卷了進來。首先受到質疑的是他的超級稻是否來源于轉基因技術。袁隆平矢口否認，他的學生、育種專家鄧啟云的解釋則較為具體，轉基因品種是通過實驗室遺傳操作手段，將一些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基因，整合到農作物的基因組中。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品種，都是通過自然雜交來改良品種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這遠未結束，轉基因爭論中的兩派都開始紛紛為這位“掌握話語權者”劃定位置。袁隆平是一名謹慎保守派。

這一切起源于袁隆平對BT基因的說法，此前他曾多次對“殺蟲作用的Bt基因”，中文譯為“毒蛋白基因”毒性表示質疑，“用小白鼠做實驗沒有發現問題，但人是人，小白鼠是小白鼠，現在至少不能證明人吃了沒有問題。”袁隆平也反復強調了，轉基因不能一概而論，“有的轉基因只是為提高產量。比如我們正在研究的、把玉米這種高光效植物的碳4基因，轉到屬于碳3植物的水稻上來，提高光和作用效率。玉米本來可以吃，這種轉基因就不會存在什么問題。”

對于袁隆平的說法，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吳孔明早在2009年就直接進行了反駁:“Bt只對昆蟲有毒，原因是昆蟲的消化環境是堿性的，與Bt結合后會產生毒性；人的胃液是酸性的，Bt進入體內幾分鐘后就會降解。”而當時南方稻作區的鱗翅目害蟲肆虐，眼看Bt抗蟲轉基因水稻無法商業推廣，吳孔明的心中也極為感慨。吳孔明課題組曾對媒體表示，他們跟蹤調查10年，證實大規模商業化種植壓縮了棉鈴蟲的生態位，不僅有效控制了對棉花的為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鈴蟲在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作物田的為害。

類似的說法袁隆平已經提起了很多遍，“我自愿為科學獻身，吃吃轉這個基因抗蟲大米，看有沒有問題。當然因為有一個遺傳性，我要是吃了沒有問題，但我現在沒有生育能力了，那還不行，所以我還要號召年輕人來吃，吃了沒問題，你們后代也沒問題，那就安全了。”“對于袁隆平的論證方法，我持保留態度，但是他這種坦誠的精神或許才真的是在這場爭論中所需要的吧。”一位農業部門的官員向記者表示，周圍的人對這種論證方法看法不一，但卻普遍相信“他這句話是真的”，這在當前“質疑一切”的社會中著實難能可貴。

而更讓農業界人士珍視的是，只要有這么一位見過人餓死的學者在堅持，國家對于農業的重視就不會減弱。他對18億畝耕地紅線的堅守就非常典型，“他逢人就強調這一點，真是太關鍵了，讓所有人都能夠保持清醒。”

袁隆平的意義并不是技術這么簡單。的確，上千年的農業社會中，總有這么一個人“上達天聽”又能“下體民意”，游離于江湖之中，卻又能傳言于“廟堂”之上，為所有人的生計奔波，在老百姓眼中，這遠遠超過了一捧稻禾的意義，乃是一個社會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