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沙灘后街的陳年往事(1)

沒有政治運動的干擾,周有光先生毫無他顧地沉浸在漢語拼音方案的研究中。但隨著打麻雀,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一波強過一波的全民運動,將安寧、和諧的生活一點點打亂,和嘉公主第也隨之變化。

和嘉公主第

自從作家協會由沙灘北街2號搬到東土城路以后,很少有機會路過那里。人常常是懷舊的,2005年國慶節放假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血來潮騎車由北向南去沙灘一帶。

不知什么時候緊鄰北河沿、南河沿大街的那條皇城根小街沒有了,改造成皇城根遺址公園。遺址公園很長,北起地安門東大街,南抵東長安街。公園兩側的馬路平坦、筆直。北河沿大街和五四大街交匯處的“北大紅樓”,在街燈下凸顯。原來“紅樓”墻體外鱗次櫛比的店鋪拆光,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歷史積淀的“文物宣傳欄”。經過“紅樓”向西是舊時的沙灘。夜幕中,筒子河邊上的角樓美輪美奐。接著是景山、故宮。綠色的燈光將稀疏的樹影打在淺灰色的宮墻上,宛如風景畫卷。繼續前行,是微波蕩漾的北海。我駐足橋上,回望:人少車稀,周遭恬謐。古城給人以端莊、大氣的感受。

幾天后去看周有光先生,仍然按捺不住愉悅的心情,見面就向老人喋喋不休地講述皇城根的變化。我知道周先生在那一帶生活多年,對那里有著非同尋常的感情和記憶。

1956年4月,周先生舉家從上海北遷至京城。落戶景山東街公主第,一住就是三十年。周先生說三十年的變化太大,發生的故事也太多。

景山東街的公主第,是乾隆皇帝賜予四女和嘉公主的駙馬府。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改為京師大學堂。1900年停辦,1902年恢復。1912年(民國元年)改名北京大學,設一、二、三院。

和嘉公主第位于景山公園東面,是條東西走向的街道。清朝叫馬神廟,民國叫景山東街。為了和街西口另一條南北走向的景山東街相區分,也叫小景山東街。1965年,改稱沙灘后街55號。


《隨筆》2012年第3期

坐北朝南的公主第很大,一對石獅子把守三扇并列的朱紅大門。進了大門是寬敞的甬道,中間有個大池塘。里面養著金魚,種著荷花、睡蓮。白天,荷花開時清香撲鼻。晚上,紅色、白色的睡蓮在水面時隱時現。池塘中間的大石晷,據說是老北京大學時的遺存。環繞水池周邊有人行道,道邊有槐樹、丁香樹。也有供人休息的長木椅。

雖然朝代變遷,主人更迭,時間過去200年。但大園子里雕梁畫棟的公主梳妝樓還在,京師大學堂的教學樓還在,見證“五四”運動的大禮堂還在?,F今,它們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辦公區。原公主第除了這個大園子,還有許許多多小院落,那是上述兩單位的家屬宿舍。周先生的新家是西邊第二個院子的一棟小洋房,這棟洋房是早年北京大學為一位德籍教授建的公寓。20世紀50年代已破舊,周先生搬家之前“文改會”房管部門將其修繕一新。中間隔開分給周先生和葉籟士兩家,周先生住東邊四間。房前屋后有花、有草、有樹,家居環境很好。

當初,胡愈之和周有光談調動工作,他不大愿意。首先,他覺得語言文字學自己畢竟是外行。另外北京風沙大、雨水少,除了夏天一個月雨季,平時很少下雨。春風一刮,到處臟兮兮的。但是,搬到景山東街公主第,發現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居住的大院很美、很干凈,周圍環境也好。走出大院西口就是景山公園,對面是故宮,緊接著是北海公園。去北京圖書館也方便。

抵京不久,他們夫婦參與俞平伯先生倡導成立“北京昆曲研習社”的籌建工作。在昆曲研習社他們結交許多北京昆曲界朋友,曲友在一起研究傳習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周先生說“1957年大規模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我是在劫不在數”。沒有政治運動的干擾,周先生毫無他顧地沉浸在漢語拼音方案的研究中。但隨著打麻雀,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一波強過一波的全民運動,將安寧、和諧的生活一點點打亂,公主第也隨之變化。

1956年周先生剛搬進時,右邊大門洞是間個體經營的小理發店。院內職工、家屬,以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在此理發。很便宜,也很方便。左邊門洞有個修鞋攤,修鞋師傅很厚道,童叟無欺。后來,門前的石獅子被起重機搬走,大門卸了,門洞拆了,換成鐵欄門。

院內也在變化。園子中間的荷花池塘被填平,成為新遷入的士兵操場;一些老建筑拆了,蓋高的辦公大樓。機構擴大,人員增加,搬來的家屬也越來越多,一個公主第住了一百多戶人家。為了解決住房困難,人們見縫插針,私搭亂建比比皆是。

“備戰”年代,居民委員會干部帶領居民在院子里挖防空洞。周先生說他家房前空地上的防空洞很深,里面存有自來水,拉上電線,安裝電話。據說一旦打仗,人在里面可以維持兩個月,原子彈也不怕。但是,是否真的那么牢固,誰也沒下去體驗過。洞頂堆積的土包,成為大家晾曬衣物的場地。大院里原有三位老花匠,負責修剪花草樹木。后來,花匠被辭退,花草樹木慢慢枯萎、死去。代替花草樹木的是高低不平、破爛不堪的小棚子。昔日公主第變成貧民窟。

打麻雀、大煉鋼鐵

1955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即《農業十七條》時,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須除的“四害”。1956年初,經“政治局”討論,國務院正式通過草案。此后,《人民日報》等不斷報道各地打麻雀的戰果。在這種形勢下,許多有擔當的科學家頂著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蟲,不應消滅。并告誡,麻雀減少或絕跡將破壞生物鏈平衡,后果堪憂。但是,昏了頭的人們不管不顧,依然將消滅麻雀為“國策”。到1958年初消滅麻雀達到頂峰。從3月起,全國各地陸續成立由地方主要領導擔任總指揮的“圍剿麻雀總指揮部”。

周有光先生說:“在我的生活中有兩個小生靈印象深刻,時常想到它們。住沙灘后街,我們把朝向院子的一間屋子做客廳兼書房。窗前有棵大樹,常常有烏鴉、麻雀飛來。當中有只小青鳥,小小的,窄窄的,像片柳樹葉子,俗名‘柳穿兒'。長得不漂亮,但會唱,聲音很動聽。它偶爾趁沒人的時候飛落在我書房外窗臺上。我把小米碟子放在窗外,再關上窗戶躲開。它看見我走了,就過來吃。它經常來找我,和我親近。但又防備我,與我保持一段距離。它和我友好,但又害怕。我們達成默契,從1956年到1958年交往三年。全民打麻雀,大鳥沒了,小青鳥也沒了。不知道它是被打死?還是餓死?”

周先生久久不能忘懷的另一個小生命,是只小蟋蟀。1985年,他們從沙灘后街搬到后拐棒胡同。一天夜里,周先生起來喝水,看見一只蟋蟀跑到暖水瓶下面托盤里喝水。它不大怕人,見人來并不落荒而逃,而是優雅地離開。周先生說:“很少聽見它的叫聲,但常??匆娝鰜?。最后一次見它,已經缺了一條腿。我一直想寫篇《高樓里的蟋蟀》,跟小動物相處很開心的。”

1958年上半年,除“四害”成績顯著,麻雀消滅殆盡。是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又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國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決議。

于是,由(黨的)書記掛帥,各行各業“停車讓路”,在全國范圍掀起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

“文改會”也和其他單位一樣,成立煉鋼指揮部。停止所有工作,全部投入大煉鋼鐵的洪流中。人們的積極性很高,把家里的鐵窗、鐵鍋、鐵鏟,凡是沾“鐵”的東西紛紛拿去煉鋼。“文改會”辦公樓前有大黑板,每天公布參加煉鋼人員的名單。缺席的批評,勞動好的表揚。周先生說:“我去,張允和也去。他們特別表揚張允和,因為張允和是家屬。”

周先生說,當時他因事從北京坐夜車經天津去上海。沿途看見一個又一個煉鋼的土高爐,爐火燒得很亮。附近的樹被砍、被燒。幾年后,再路過這里,高爐廢棄,鐵路兩邊光禿禿的。一堆堆鐵疙瘩扔在那里,派不上用場。

(經《隨筆》雜志授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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