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沙灘后街的陳年往事(2)

由于人民公社化,農業收成不好,吃飯、穿衣越來越緊張。周有光夫婦有時去全國政協俱樂部的食堂就餐?!叭匀怀圆伙枴┐实垆邇x也帶他的新夫人去。不單我們挨餓,皇上也吃不飽?!?/blockquote>

人民公社化

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內容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三改造”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為了消滅資本主義,消滅小生產,使生產資料公有制——農民組織互助組,參加初級社、高級社,一步步進入人民公社。

周有光先生說,農民像軍隊一樣被組織起來。清晨聽村頭樹上的鐘聲排隊上工,晚上排隊回來。不單勞動集體化,吃飯也集體化,農村辦公共食堂。但農民是保守的,農民不愿意集體化。他們舍不得“土改”才分到手的一塊土地再交出去。他們更反對“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須去食堂吃飯,不準家里煙囪冒煙”。天氣晴暖還好,陰冷天就麻煩了。不光吃飯,取暖也是大問題。起初,食堂里饅頭、窩頭隨便吃。很快沒有了,只有稀飯。稀飯沒有了,只吃菜糊糊。最后,連菜糊糊也吃不上了。有些地方干部看公社食堂農民吃不飽飯,支持或同意解散食堂的,都挨整了。當時,從上至下整個論調是“辦不辦食堂,是占不占領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問題”。


《隨筆》2012年第3期

由于人民公社化,農業收成不好,吃飯、穿衣越來越緊張。陳毅副總理給“政協”委員作報告說:“現在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希望大家克服困難。”居民的糧食定量不斷減少。隨之,其他農副產品也奇缺。每人每月三兩油,二兩糖,半斤肉。最緊張的一年,每人只發2尺8寸布票。生活所需都是憑本、憑票供應。1962年,北京有102種商品憑票、證供應。周先生是政協委員,享受“特供”。他每月“到朝內菜市場,從后門上樓,憑特供本買一定量的肉、雞蛋、白糖等。還有香煙,這個不得了,市面上香煙最緊張。我不抽煙,但我的朋友倪海曙抽煙很厲害。他只要有煙抽,寧可不吃飯。我每次買煙回來,趕快送給他,救他的煙荒”。

全國政協有個俱樂部,政協委員可以去里面食堂就餐。不用糧票,但價錢很貴。一客西菜8塊錢,相當于北京大學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我和張允和飯量本來很小,但一人一客西菜仍然吃不飽。那肉片實在薄,人家開玩笑叫它‘風吹片',風一吹就要吹跑了。去俱樂部吃飯,有時碰見大學問家溥雪齋。末代皇帝溥儀也帶他的新夫人去。不單我們挨餓,皇上也吃不飽。”

周先生的孫女慶慶1959年出生,恰好趕上困難時期。為了小孫女吃飽,奶奶四處求助。弟媳婦吉蘭是外僑,有“特供”牛奶,每天分給慶慶一半;四妹充和在美國,但中美沒有邦交,不能郵寄包裹。四妹通過朋友從第三國轉寄奶粉。爺爺說,慶慶幸運,從小沒餓著。

有一次,周先生和“曲友”許潛庵先生游長城。許先生解放前是北寧鐵路的總工程師,他了解北京長城周邊的歷史掌故。他們坐小火車去詹天佑紀念堂。小火車很慢,回來已經是夜里。倆人有點疲倦,誰也不講話。周先生似睡非睡聽身邊的幾個礦工聊天。聽著聽著,周先生和許先生睡意全消。

這幾個礦工,不久前從安徽逃難到大同煤礦。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怎么沒餓死?”另一個人說:“我在大食堂做飯。飯做好,留一罐藏在地洞里。半夜起來和隊長偷偷吃。”

又聽一個講他們(生產)隊上:一個小腳老太太頂著小雨,一手拄根棍子,一手拎著食堂打飯的飯罐。她家老頭子,好幾天起不來炕了。老太太滑倒,飯罐子撇出老遠,罐子碎了,菜糊糊撒一地。她坐在泥水里,哭天喊地。

周先生說,礦工講有人餓得實在受不了吃死孩子。雖然沒有目睹,但是北京馬路上“盲流”搶東西吃;老人、孩子因營養不良浮腫、病倒卻大有人在。

他說:“我和三個同事去北京東面的通縣辦事,中午到一個小飯店吃飯。飯店師傅說,不賣米飯和炒菜,只有面條。當時不像現在,能找到一個吃飯的地方不容易。我們幾個人說,吃面就吃面吧!交了錢、糧票,端來四碗面條。我們問,有醬油嗎?沒有,只有咸鹽。

“我們剛坐下,準備吃白水煮面放點鹽。不得了!來了一幫人把我們圍上。干什么?等我們給他們剩一點。真可憐!我和同事講,我們餓一頓,晚上回家吃。我們站起身,還沒離開桌子,那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搶打起來。幾十年過去了,一想起那場面,還是膽戰心驚。

“1957年‘反右'運動,是反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民公社化,事實上是針對農民。‘反右'運動知識分子遭到滅頂之災,但知識分子畢竟是少數。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民占人口大多數,人民公社化的損失無法估計。至今官方沒有公開確切數目。”

周先生說,人民公社化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失敗是必然的。封建社會分三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的特征是: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新中國成立后,農民種田交公糧,是實物地租的方式。人民公社化,農民像軍隊一樣組織起來勞動,是勞役地租的方式。從實物地租改為勞役地租,是歷史倒退。倒退必然失敗。

破“四舊”

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問題,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63年開始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直至1966年發布“5·16”通知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5月25日貼出的大字報。標志文化大革命的戰火最先在大、中學校燃起,廣大師生是這場運動的排頭兵。接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大、中、小學校停課鬧革命。各地學生紛紛成立戰斗組織,“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周先生說,“文革”開始,主要在大、中學校里面鬧。1966年6月初,劉少奇派工作組進駐學校。7月底,毛澤東批評工作組壓制民主、領導錯誤,撤出工作組。這一時期“文改會”雖然照常上班,但所有業務工作已經停止。沒有事情做,心里不踏實。他和張允和吃了晚飯,有時去看昆曲研習社的袁(敏宣)二姐。她住北河沿大街,離沙灘后街沒有幾步路。袁二姐出身大家,父親袁禮尊是宣統皇帝老師。袁家祖籍常州,袁二姐生長在北京,有北方女子的爽朗性格。她不但工昆曲、善書畫,英文、德文也好。是少見的才女,跟她聊天非常有趣味。袁二姐的丈夫胡仙洲,早年留學德國,是出色的礦業工程師。

不去袁二姐家,周先生就去景山公園。胡仙洲和另一位留學歐洲的高級工程師也去景山公園散步。幾個“老九”,成了散步的朋友。那位工程師很有趣,穿的衣服很土,生活習慣也土。比如,在公園里休息,他從不坐椅子。而是一條腿彎在身體里面,另一條腿蹲在地上。全身只靠一段小腿支撐著,他的姿勢很像公園里休息的仙鶴。從外表看土里土氣,談吐卻不凡。他們在一起談歷史,談世界上的奇聞逸事。

胡仙洲喜歡看德文書,也喜歡看動物方面的書,他知道許多捕捉爬行動物的故事。

周先生說:“在這個無心做事,也無事可做的日子,每天晚上在景山公園跟胡仙洲以及那位看起來土里土氣的高級工程師不談政治,不談文化大革命,只談有趣味的事情。”他們度過一段閑云野鶴的短暫時光。

好景不長。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附中一個叫“紅衛兵”的學生小組,在信中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的支持,使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展的全國。8月初,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有理”的精神鼓舞下,紅衛兵在校內、校外開始“斗批改”“破四舊”。北京8月9日,有近十萬居民被抄家后驅逐回原籍農村,占當時城市人口2%。

“破四舊”的濁浪翻滾。大街小巷隨時有紅衛兵抄家劫舍,揪斗“牛鬼蛇神”。什么是“破四舊”?“破四舊”就是銷毀、沒收和“封、資、修”有關的東西。包括古董文物,金銀財寶,古書洋書,舊照片,舊文憑……

周先生說:“抗戰八年,家中值錢舊物損毀殆盡,只剩一些老照片。有我很小的時候跟父母一起拍的合影,有張允和兒時以及她父母的照片。父母都已離世,這是他們留給后代唯一的影像和記憶。我和允和都不舍得毀掉,但不舍得不行??!自己不破,被紅衛兵發現,你的罪可就大了。”

周先生清理家中藏書。他把線裝本《二十四史》、原版《大英百科全書》等賣給舊書店。剩下書店不要的賣給廢品收購站。在處理所謂“四舊”中,一部《世界美術全集》讓他犯了難。這部書是林漢達先生借給他看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畫作的彩色照片。是外國版本,印刷精美,非常名貴。周先生說:“自從‘破四舊'開始,我們這些被點了名的‘黑幫',已經不敢隨便出去看朋友了。但是人要講誠信,借來的東西一定要還。假如書在我手里破掉了,我對不住他。”林漢達先生不住“文改會”大院。一天晚上,周先生設法把這部書帶出去,走很遠的路還給林先生。

還書回來,周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心里很踏實。周先生萬萬想不到,還書第二天,林先生兒子所在木工廠的造反派跑到林家“破四舊”,一下子發現這部“黃書”。書保不住事小,害得林先生被抓去游街、跪斗。

周先生說:“事后知道林先生因這部書遭殃,我很后悔。因為我們單位造反派后來也到我家‘破四舊'。他們看到不認識的洋文書一概不動,他們看的都是中文書。”

周先生的親戚、朋友家,幾乎沒有誰能躲過造反派去“破四舊”。當中最厲害的,要數袁二姐。袁二姐出身封建剝削家庭,丈夫胡仙洲解放前曾在北京門頭溝開煤礦。在造反派眼里是黑上加黑,是重點打擊對象。袁二姐和弟弟兩家住一個大院子,有好幾進房子,是私產。造反派沖進去,把能打爛的東西打爛。值錢的,能拿走的拿走。屋里屋外東西破掉后,又懷疑他家把寶貝藏在地板下、墻壁里。干勁十足的造反派開始掘地、砸墻,把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家毀了,胡仙洲抓去不到一個禮拜死在專政隊里。胡仙洲有糖尿病,平時在家吃飯很當心,按醫生食譜吃東西。據說胡仙洲抓去被關在一個茅房里,天天審訊、批斗,病情惡化死去。周先生說,“文革”結束,他們再去看袁二姐。她住一個破爛的房間,其他房子都被造反派占了。袁二姐還是那么樂觀,還是那么談笑風生。袁二姐最后等到給胡仙洲平反的那一天。調查表明:胡仙洲不是壞人,沒有危害人民、危害社會。其中有份證明材料說,新中國成立前他還給共產黨做過好事。落實材料說胡仙洲“文革”期間因揪斗而死,是個誤會。一個人就這樣因“誤會”結束了,沒有了。

(經《隨筆》雜志授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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