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沙灘后街的陳年往事（3）

清理階級隊伍

1967年1月5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的矛頭直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斗爭的大方向由地富反壞右，轉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周有光先生說，“文革”開始寫大字報，凡是被揭批的“黑幫”或“走資派”的名字上面一定要打上紅叉叉，有時也把名字顛倒過來寫。比如，劉少奇的奇字，前傾九十度，變形為狗。這樣寫的目的，不僅表明這個反動人物被打倒，更是為了丑化和侮辱他的人格。

各單位的大字報，不單在辦公樓、院子里貼，也到公共場所貼。“文改會”的大字報，就貼到動物園。周先生的孫女慶慶剛上小學，但爺爺、奶奶和爸媽的名字都認識。一天，奶奶帶她去動物園玩，她看到大字報“周有光”三個字打著紅叉叉，很納悶?；仡^問奶奶，“這是不是爺爺?”“爺爺是好人，怎么打紅叉叉?”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的大字報都可以到處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有時也顧及外國人的輿論。外交部對外文化工作委員會與“文改會”在一個大樓內辦公。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給時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貼了許多大字報。但上面有規定，陳毅的大字報只能貼在院子里，不能貼到大門外。上面害怕外國人看見拍照，做反面宣傳。陳毅大字報太多，墻上貼不下怎么辦呢？就在院子里拉一條、一條比人還高的繩子，兩條繩子之間很近，只有兩尺寬。大字報從上一直掛到地面，人在里面看大字報，誰也看不見誰，如同迷失在大字報的莽林里。

1968年冬天，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各單位設置“牛棚”，把清理出來的牛鬼蛇神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壞分子都圈在里面，不準回家。“文改會”的牛棚，是由三間舊車庫改造而成。“文改會”在編職工七十余人，其中二十多人進了“牛棚”。因為吳玉章、胡愈之的人事關系不在“文改會”，排名三號人物的秘書長葉籟士成為出頭鳥，是最大“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以倪海曙為首，包括林漢達、周有光等人。

《隨筆》2012年第3期

周先生說，進了“牛棚”就失去了自由。早、中、晚規規矩矩排隊去食堂吃飯。提前到了也不能先打飯，要等革命群眾都打完才輪到這些“黑幫”。每天例行的功課是早請示，晚匯報。早請示就是清早起來給毛主席像三鞠躬，手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不斷高呼“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晚匯報這關最厲害，人人提心吊膽，不知哪句話沒說對，就會遭殃。

葉籟士挨打最多。一只眼睛被打得看不見東西，兩個多月才恢復。他飯票用完了，手里沒錢買飯票，也不敢問人要。周先生知道，趕快偷偷掏出五塊錢給他。當時，五塊錢可是大數目，窮得兩角錢都要計算花。“文革”爆發不久，“黑幫”工資就被扣發，每個月只給二三十元錢。周先生說，“這件事總算沒有人發現。否則，他要受罰，我也要受罰。你一個‘黑幫'怎么能借錢給‘走資派'？你們之間是什么關系？……”

“文改會”的牛鬼蛇神，除了學習“兩報一刊”和公開發行的那本《毛主席語錄》外，還學習一種打字油印的大本《毛主席語錄》，不是一兩本，而是許多本。學習這個內部“語錄”不準做筆記，學完馬上交給專政隊。周先生說：“學這個毛主席語錄，使我大開眼界，知道許多毛主席沒有公開的講話。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對知識、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使我明白為什么要‘反右'；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周先生說：“‘文革'爆發之前，做學術研究已經受到很大限制了。比如，我離北京圖書館很近，來北京后一直在那里借書。開始借書沒有任何限制。后來，只能借你所研究專業范圍內的書。有一次，我去借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圖書館員說，你是語言學專業，這本書是文學書，不能借。我向他解釋，這本書不是普通的文學書籍，它是用基本英語寫的，它和語言學有關。我是研究基本漢語的，我要參考基本英語的一些特點。費了一番口舌，他總算買我的面子，借給我。”

“文革”之初，周先生在學習班勞動無非掃院子，打掃衛生，體力消耗不算大。進了“牛棚”，情況就不一樣了，勞動量越來越重。鐵做的推車，實在難推?？哲囈呀浐艹?，裝滿重物更是推也推不動。當時周先生已經六十多歲，又是十足的文弱書生。派他干重體力活，真是勉為其難。“文改會”的牛鬼蛇神中有個叫陳樾的中年人，心地善良，常常幫助別人。周先生說：“他跟我特別好，因為許多學術問題我們一起研究。我一直感念他在‘文革'中對我的照顧。他比我年輕二十來歲，我推不動那個鐵車，他就幫我忙。許多重勞動他都幫助我，倆人抬東西，他總是搶著抬重頭。”

陳樾是越南華僑后裔，生在越南。他熱愛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他偷偷離開越南來北京。胡愈之安排他到“文改會”工作。他喜歡這個新事業，努力工作。“漢字簡化方案”的許多具體工作都是他牽頭完成的，如“簡化字總表”主要是陳樾搞的。他對學術研究認真、嚴謹，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意見。他還運用拼音字母搞速記，出版一本《簡易速記》，很受歡迎。周先生說，陳樾是真心愛國，孩子起名都和紅顏色有關。他的五個孩子分別叫：紅、赫、紫、丹、緋。他向往革命，申請加入共產黨，但理想一直未實現。不僅如此，歸國到“文改會”工作一直受壓制，每次運動都受沖擊。同志們不明白為什么，看不出他有什么問題。“文革”結束，給受冤枉的人平反，大家才知道真相。原來陳樾有個香港朋友，他們一直保持通信聯系。倒霉的是這位朋友所住公寓樓里還有國民黨特務住在里面。我們公安部門懷疑陳樾朋友有問題，是國民黨特務。陳樾受此牽連屬于“內控”人員。后來“專案組”調查清楚，他的朋友和國民黨特務沒有任何關系。陳樾很不幸，平白無故被懷疑多年，“平反”不久又病逝了。周先生說：“陳樾熱心，真誠，能干，還沒來得及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就早早去世，太可惜！”

安于“老九”的貧困化

1969年初，林彪發出“一號命令”，是以“戰備”的名義對城市進行又一輪清洗。在“我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宣傳聲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機關、科研單位辦“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社會閑雜人員去農村落戶。周有光先生隨“文改會”大隊人馬下放寧夏平羅，兒子、兒媳婦去湖北“干校”。剩下張允和帶著小孫女也不得安寧，不斷有人沖擊、動員下鄉。無奈，張允和先生只好離開沙灘的家，借住兒子周曉平的老師家里。

林彪事件發生后，1972年4月周先生結束兩年多的“干校”生活回北京?；貋砗?，還是沒有房子。周先生說：“造反派搶占‘黑幫'的房子，在北京司空見慣，是當然的事情。過了很長時間，領導才安排我們回沙灘后街舊居。還給我們兩間房子，一間小的，一間中的。最大的兩間沒有還?？墒?，我們已經很滿意了。”他們把稍大一點的那間用簾子中間隔開，里面放一張大床奶奶帶孫女睡，一張小床給周先生。外面半間放一張吃飯桌子，再擺一張小床鋪留兒子臨時回來住。另一小間是書房兼客房，擠得滿滿當當。

回北京后，周先生的工資仍然發35塊。周先生說：“錢，實在不夠。忽然，通知我們恢復原工資。噢，這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頭一個月拿回工資，感覺錢太多了，用不；過一陣子，又宣布補發以前扣我們的錢。我一下子發財了！”

此時，“文改會”尚未恢復。周有光他們由“安置辦”領導學習。周先生說：“偶爾去參加小組學習。公家有報紙，到了我們先看《參考消息》?！度嗣袢請蟆纺菢拥拇髨?，沒什么人看?？赐陥?，開始聊天。那幾年，好像沒人管的樣子。馬路上大字報沒有了，原來貼的也洗刷干凈。沒有人來打攪我，那我就重操舊業，繼續我的研究工作。書，大部分破掉了，但語言文字學的書基本保存。那時公園年票兩塊錢，幾個公園通用。吃了早飯我去故宮找個安靜的地方，在游客休息的桌椅上看書、寫文章。累了，聽樹上的鳥唱，看池子里的金魚。后來出版的幾本書，都是那幾年搞的。很開心。”我開玩笑說：“您比皇上還幸福！”周先生說：“是一個人的皇上，沒有臣子。”

任云卷云舒，月虧月盈，周先生始終不改對學術的追求。只要讓他工作、讓他研究，他就快樂。他在《新陋室銘》中寫到：

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郁的樹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回游的魚群。

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共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頂。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談高干的特殊化。

贊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農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貧困化。

魯迅說：萬歲！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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