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挺真實的人” ——對話芮成鋼

“中國今天每一個長期在公眾注視之下發聲的人都會有自己的支持者、反對者，也會有人用非建設性的方式表達見解。我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F在中國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很正常，這是積極的，應該鼓勵他們去說，他們去說話這個事情遠比他們對我的評價是積極或是消極更重要”

芮成鋼把采訪安排在國貿附近，他朋友開的一個家居店里。因為和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的會面，他遲到了半小時。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緊，以至于《紐約時報》邀請他寫專欄（向全球供稿，《紐約時報》本報和其辛迪加旗下媒體都可以采用），他都幾乎沒時間應付。“他們最早找的是我，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commitment（責任），因為每個禮拜都得寫。我建議他們，有沒有什么比較寬松的方式？后來知道他們建了一個portfolio（打包組合），有韓寒、胡舒立等，這樣就始終有人從中國這邊給他們寫。”

他第一篇專欄寫的是歐元，第二篇準備寫美國大選，“一般常理來說，中國人寫專欄都寫中國的東西，說說中國這中國那，中國長中國短，分析分析中國的現狀，好或者不好。我倒覺得，說說國際的東西挺好，讓西方人看看一個中國人對國際事件的評價。為什么中國人一定要說中國的事兒？說中國企業改革？要說也行，但是從variety（多樣性）來說，中國人說說歐元的問題，說說羅姆尼和奧巴馬差別在什么地方，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兩種語言的轉換

人物周刊：從小接受兩種語言的教育，對你思維方式有什么影響？

芮成鋼：我在不同語境下會用不同語言去思維，這個確實是。如果是英語環境下的訪談或工作，我會用英文去思維。英語思維和漢語思維會有不同。

人物周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芮成鋼：語言本身的不同，或者是語言本身承載的文化不同，所以分析問題的方式不同。

人物周刊：價值觀也會不同？

芮成鋼：嗯，價值觀會有不同。但你得具體地說。比如我有時長時間在國外工作，那些天接收的信息都是英文形式呈現的，采訪是英語進行的，那么那些天可能就是說話用英文，想事兒也用英文。

人物周刊：這樣會不會造成一個結果，在外人看來，你的價值觀是多面的、不容易統一的？

芮成鋼：價值觀很難說是多面的，一個人什么樣價值觀就是什么樣的價值觀，但我一些個人觀念的形成肯定會受到這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個是肯定的。

人物周刊：你當初接觸西方文學從簡讀本開始，主要是為了學習語言，會有一些背誦和引用，比如你在新書里說，以前讀莎士比亞，讀到“人生是個大舞臺，我們都是演員”這句，覺得很有用，可以用在演講等很多場合。從最早是一種工具化的引用，到后來轉換成能夠真正欣賞它們的內容，這種轉換困難嗎？

芮成鋼：這得跟著時間來，小時候讀的一篇文章現在讀來可能完全不一樣。這里面一個原因是我爸爸是中戲戲劇文學系畢業的，他是寫小說寫劇本的，中戲教的就是莎士比亞、莫里哀這一套的東西，從小我爸就在陽臺上給我念這些，也念東方的東西，唐詩宋詞啊，《聊齋志異》啊，這是一樣的。小時候看林語堂的散文，看朱自清的小說，當時跟著時髦，別人都看《圍城》我們也跟著看?，F在再看完全不一樣。你看英文小說，小時候可能是好奇、虛榮心，“我也能看莎士比亞了！”是吧，現在是不一樣的感覺了。

人物周刊：大概是什么時候完成這種轉換的？

芮成鋼：我到現在還在轉換當中吧，那些都是中國人稱之為大師的作品，雖然英文中沒有這個說法，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生閱歷、情感經歷，我畢竟才34歲，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也不是說都能理解，還有很多事情在慢慢理解之中。

人物周刊：你現在對莎士比亞那句話怎么理解？

芮成鋼：這句話其實有點像是《紅樓夢》里說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兩句話很像。但Shakespeare這句話你要看上下文，我覺得現在很多引用都脫離上下文，自己賦予了新的意思。我覺得他沒有曹雪芹那么消極，是個舞臺我們都是演員在上面，可能還有一些強調共性的東西在里面，曹雪芹那個有更消極的東西在里面，相對來說悲觀一些，看透了點。但你會發現，中文和英文世界有時驚人地相似，經典的成語、段子表達的意思是很接近的。

“中國的自尊自信往往來自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在書里提到“如果進了一所綜合性大學會是更好的選擇”，這是從什么角度說的？

芮成鋼：我很相信所謂“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我覺得中國人教育的一個遺憾在于我們過早把自己定型了。我們高中畢業很多人去學醫，醫生是個非常專業性的東西，你以后很可能就在這個職業一輩子做下去了，但你未必喜歡。舉個極端的例子，小時候，我在合肥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大哥哥，暑假經常到我家里來玩，叫寧鉑，在我們上學時是中國第一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