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禮義廉恥與老北京人——讀《四世同堂》思考

去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約我把八十多萬字大部頭的《四世同堂》縮減成一個精華本，為的是便于普及。這是件積德修好的事，我沒怎么猶豫就應承了下來。這個決定也有我個人的偏愛在起著作用。我的童年就是在淪陷的北平度過的，走入《四世同堂》將又一次讓我重溫這段歷史，回味和思索當年的日子。而且，我以為《四世同堂》是作為獨立作家、自由主義作家的老舍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在這部書里能看到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它應該是最老舍的東西，對認識老舍來說特別有價值。

這件工作促使我把《四世同堂》細讀了好幾遍。我一次次被淪陷于日寇的老北京人的道德精神感動，同時又痛感今天道德大滑坡的可怕，卻又覺得無可奈何。

于是，想在這里談談感受和想法。

一、《四世同堂》中評價人物的標準

我們先來看看書中兩位雖不重要但很奇特的形象:小文夫婦。這可能是除了老舍誰也寫不出來的人物，是老舍獨家的精彩。小文是位前清的準侯爺，辛亥革命把他從“金子里的生活”扔到小羊圈胡同的大院里。奇怪的是這夫婦倆對失去的權位、財富完全不留戀不惋惜，他們整天醉在京劇藝術里頭，過著超然、坦然、泰然、怡然的日子。他們對鄰居、戲友沒一點架子，鄰居有了難他們能把最后一毛錢捐出來。他們并不關心國事，卻可以用壯烈的死回答日寇的暴行，在生死關頭爆發出中國人的勇氣?？伤麄儗崒嵲谠谑菦]落的清朝貴族。

這讓我們聯想起另一個清朝貴族，在《正紅旗下》里叫定大爺，在現實中就是劉壽綿，宗月大師。他雖出身豪門貴胄，卻是最無私的大善人。老舍說，“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老舍把他當做恩人和精神的導師。

《隨筆》2012年第3期

至于那個最終命運和老舍極其相似的祁天佑，他是個掌柜的，要是按革命的階級劃分標準必是資產階級的人物?？墒撬簧\實，守規矩，愛體面。他以投水自盡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清白。這算什么階級的精神呢?

最讓人敬重的錢詩人，是地道的傳統的舊知識分子。他“老是那么謙恭和氣，教人覺得舒服”，然而面對日本的暴行他比誰都堅硬，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是哪個階級的英雄呢？

近幾十年，在大陸上的我們評價生活里的人還是文藝作品里的人物，無論誰都必須遵照政治標準做階級分析?！端氖劳谩肥抢仙?0世紀40年代（1944—1946）在大后方和美國寫的，那時候政治標準管不著他，他也不管政治標準。超階級，超黨派，重道德是此前的他一貫的為人的準則，所以他到處都有朋友，不管他們頭上貼著什么標簽。他對人非常寬厚、寬容，這既是他的觀念，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比任何人都適合當文協主席這個最難當的角色。

在他的作品里也一樣。老舍是窮人出身，可是評斷人的好與不好，他完全不管階級。

老舍的超階級，重道德，有道理。

二、《四世同堂》中道德的內涵

祁家在北郊有塊墳地，看墳的老農民常二爺在一次進西直門時，讓日本兵抓住，罰他跪在城門洞。受罰后的常二爺痛苦萬分，覺得受此奇恥大辱簡直無顏活在人世。老舍說:“他是個中國人，北方的中國人，北平郊外的中國人。他不認識多少字，他可是曉得由孔夫子傳下來的禮義廉恥。他吃的是糠，而道出來的是仁義。他一共有幾畝地，而他的人格是頂得起天來的。他是個最講理的，最知恥的，全人類里最拿得出去的，人！”這段話給了我們一個直接的提示。它表達的是《四世同堂》的也是老舍的核心觀念。

老舍是較早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外表是西服、手杖，在觀念上有著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內心深處卻還是固守著中國的傳統道德。老舍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熟悉北京，但從1924年他就離開了北京，到寫《四世同堂》時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在北京生活過?？箲鹌陂g他更沒有淪陷中北平生活的經歷。所以，《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是在老舍心里按他的積累、理念和想象構思出來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北京人并沒有什么先進的主義引領，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只有潛移默化浸潤他們心靈的傳統道德。尤其應該一提的是，這八年里并沒有一個精神領袖式的人物出現在書里用來改造民眾。錢詩人、瑞宣對周圍的人有些影響還遠遠夠不上精神領袖，思想也沒有超出禮義廉恥的范疇。這反倒體現出老舍對傳統道德的信心。他的理念是有中國固有道德支撐的老北京人，穿越八年淪陷的熬煉，經受血與火的考驗，一定會得到提升，甚至是升華。

抗戰期間，老舍曾經為了抗日大局擱置了帶給他巨大成功的自由主義，他不僅寫小說，還學著寫劇本、寫快板，把文藝當做宣傳，因為“國家至上”。到了開始寫《四世同堂》的1944年，老舍已經回歸了自由主義，回歸了小說。他不再是為了形勢的需要而生產文字，他開始追逐“愛寫什么就寫什么”的“夢想”。（參見孫潔:《世紀彷徨:老舍論》）這時候的《四世同堂》雖然寫的是抗戰，應該說很少摻進什么外加的東西，而是他本性的表達。也許有人從貫穿全書的愛國情懷里還要想起“國家至上”的影子，我倒是從那剛烈和憂憤的浩然正氣想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想起五德和四維的傳統。

三、這里的老百姓沒有完人，卻都可敬可愛

我說的不是所有的北京人，是老百姓，是普通民眾。

《四世同堂》也寫了一批人渣，那是為了在對比中反襯善良的老百姓而設計的，是用“渣”來襯托“鋼”的。它表現的是民族道德背棄者的丑惡，從否定的角度完成著主題。當下有的話劇改編，為了噱頭，為了迎合觀眾的趣味，為了“舞臺效果”，讓大赤包、冠曉荷們大出風頭，換取票房和廉價的掌聲，而老實的百姓卻不大“出彩兒”。這是本末倒置，違反了老舍的本意，當然不可取。

其實，把這貧富懸殊的幾家人都放在小羊圈胡同，多少有些勉強。從“小羊圈”這個胡同的名字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蘆嘴子看，這里該是屬于貧民區。顯然是為了情節開展的需要和對比效果的需要，硬把冠曉荷、大赤包、牛教授他們搬到這個小胡同里來。這么一來，雖然有點不合生活常理，可是寫著便當多了，在藝術上是容許的。

現在，我們把這些人渣放在一邊，專一談談那些普通百姓。我在小標題里說這里的老百姓沒有完人，卻都可敬可愛，這從藝術上固然與老舍對人物塑造立體化、個性化的追求有關系，更主要的是來自他對中國國民性格的理解。

血脈相連的親情使老舍對北京的老百姓懷著太深的愛，正因為此，他在贊美他們的時候決不放過他們的種種毛病。他像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舉起手術刀，又穩又準，把傳統文化的弊病切割出來。諸如：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家庭觀念高于國家觀念，禮教的陋習，茍且偷生能忍自安的奴隸哲學，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學等等。而作為老舍的特點是在解剖這些陳腐的心理積淀時，他的刀鋒總是帶著溫情，常常把尖銳的諷刺化作幽默的調侃或善意的夸張。這也是因了他的感情。

小說的主要意圖，老舍關注的重心是把種種塵垢遮蓋下的真正閃光的靈魂發掘出來。在這個煉獄中他們都在變，變得更可敬可愛。

那位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只想著用破缸頂住自家大門的祁老太爺，面對手槍挺起了瘦而硬的胸膛。

那個在家事上賢妻良母恪守孝道而在國事上懵懵懂懂的韻梅，在敗類的面前抬起了頭，自傲地覺出自己的硬正。她甚至能以“那幾千年文化培養出的一點一視同仁之感”可憐那同樣不幸的日本老太婆的遭遇。

瑞宣從忠孝不能兩全的惶惑中走了出來，參加了地下工作。超然世外獨善其身的錢詩人，經過酷刑的考驗，成了鐵骨錚錚又神出鬼沒的斗士。

熱心助人的李四爺為鄰居做了數不清的好事，終于，面對日寇的暴行與侮辱，甩掉了自己謹小慎微的處世哲學，向敵人舉起拳頭，而后壯烈犧牲。

靠拉人力車養家糊口，習慣打老婆的小崔，也能激于義憤把冠曉荷趕下車來。

剃頭匠孫七終日只知做活養家，在被日寇活埋的時候，不再膽小，不再怕死，他先親手活埋了賣國求榮的冠曉荷。

那個為了飯碗繼續當差的白巡長，暗地里千方百計護著百姓，最終參與了抗日工作。

就連冠家大小姐高第也由起碼的善惡觀出發，從看不慣父母的漢奸行為逐漸覺醒，逃出北平，參加抗日隊伍。

……

這些人，經過老舍的發現，一個個，都有了自己的閃光點。同仇敵愾的大義，淳樸的愛心，使鄰里們成為一個無論多大危險也相互關懷救助的整體。這一切顯示了老舍對老百姓特別是底層民眾的本質方面的認識和信任。他堅信世代傳承在百姓心底扎了根的禮義廉恥有這個生命力。

應該注意到，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現和肯定的五德四維已經與早先的傳統意義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這里“忠”已經不是對某個統治者的忠，而是忠于中華民族，忠于祖國。“義”，是民族大義。“孝”，已不是“無違”和“父為子綱”，瑞宣、瑞全走的路跟老爺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四世同堂》老百姓群體所表現的氣節、尊嚴已經超出了個人，具有民族、祖國的更高層次的意義。

再來看看小說結尾部分吧。勝利到來之時，瑞宣及時阻止街坊們揍日本老太婆這一段常常被大家贊賞，認為體現了老舍高遠的精神境界和政治眼光。這段描寫中，瑞宣的開導固然重要，然而街坊們在群情激憤的時候為什么能這么快地冷靜下來，聽從了瑞宣，就更耐人尋味。這里最大的亮點是中國民眾的善良。瑞宣其實只說了一句話:“你們打算先揍這個老太婆一頓嗎？”恐怕就是“老太婆”這三個字讓他們忽然記起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人為善”這些古訓。也許誰都沒想，只是觸動了他們的仁愛之心。此時，這仁這愛已經超越了國界。我在東京的講座上給日本朋友講老舍時，就發現他們對這段描寫特有感觸。

雖然如上所述，此四維已有別于彼四維，傳統的四維，但是，由于小說所反映的特定的時代，有它特定的題材和主題，也由于老舍那時對如何從根本上改造中國，自己也沒想得很明白，所以，總的來說，這部小說的人物都沒有表現出明確、徹底的現代意識，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政治訴求離他們自然是很遠的。

四、改造國民性，不能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

進入了現代，中國不少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都在關注國民性改造問題。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林語堂、張元濟等一個個大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出了不少主意，寫了不少文章、文藝作品?？墒前牙仙釘[在這個背景下考察，就會發現他有很大的異樣。以魯迅為代表的很多先賢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大都以批判為主，他們作品里的老百姓多是可悲的可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主調。老舍也對國民性的弱點進行尖銳的批判，《二馬》《貓城記》《離婚》都是其中的重炮。但他又以同樣的努力和激情發掘著中國普通百姓精神中的優質，從《老張的哲學》開始，一直沒有斷。在發掘民族性優質方面，老舍是作家中最杰出的一個?！端氖劳谩穭t是他最集中的一次努力。

1935年老舍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里回憶1929年在南洋的感受，說那時就立志要“寫中國人的偉大”。他說:“中國人能忍受最大的苦處，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踞的荒林被中國人鏟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中國人不怕死，因為他曉得怎樣應付環境，怎樣活著。中國人不悲觀，因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氣。他坐著多么破的船也敢沖風破浪往海外去，赤著腳，空著拳，只憑那口氣與那點天賦的聰明。”在《四世同堂》里老舍確實寫出了經過煉獄的中國人的偉大和中國人靈魂中道德的力量。他不無自豪地嘲諷日本人對中國民眾認識的淺薄和偏見:“他們為了施行詭詐與愚弄，他們所接觸的中國人多數的是中華民族的渣滓。這些渣滓不幸，給了他們一些便利，他們便以為認識了這些人就是認識了全體中國人，因而斷定了中國文化里沒有禮義廉恥，而只有男盜女娼。”《四世同堂》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頌歌，中華美德的頌歌，也是禮義廉恥的頌歌。

道德觀念的歷史是個很復雜的文化現象。禮義廉恥這些觀念從初起時就雜糅著優劣并存的因素。千百年來歷代統治者是在不停地往這里塞進許多陳腐的東西，可是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優秀代表又像灌溉著祖國大地的長江大河一樣，用汗水，用鮮血，用身軀，用堅守，用犧牲，用無數感天動地的事跡又給它們注入了極其豐富的內涵，從而造就了它們真正的價值，成為中國人靈魂的土壤。中國人的道德，要更新，要復壯，絕不能從這個基地上把根拔出來。其實，世界文化中那些好東西都是相通的，改造中國文化，實現中國人的道德重建時，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是很不明智的，是背離中國實際的。

這里，我要插說一句：也許有人擔心，“禮義廉恥”，蔣介石、國民黨用過，我們不好再用。這就可笑了。“禮義廉恥”并不是他們的發明，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大家熟知的那句名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春秋時期管仲老爺子告誡中華子孫的話，怎么國民黨一用就成他們的專利了？話說回來，如果兩岸都尊奉共同的道德圭臬，不是更能證明同種同宗而有利于祖國統一嗎。

在禮義廉恥的基礎上經過鑒別、篩選、改造、更新，建設中國的民族精神，這是否可以說是老舍多年思考、探索后用《四世同堂》作出的形象的述說。

五、老舍的啟示，行得通嗎？

記得20世紀50年代馮友蘭先生曾經大力提倡過“抽象繼承法”。他認為某些古代哲學命題可以區分為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其抽象意義往往可以為一切階級服務，因而可以繼承。后來遭到嚴厲的批判。從此抽象繼承法幾十年銷聲匿跡。但現在想起來此說還是很有道理的，它不僅是個理論主張，它也真實地反映了意識形態發展的歷史過程?！端氖劳谩分欣仙峤o我們的啟示與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是很契合的。他在書中所肯定的四維五德，與孔子、孟子、《禮記》、荀子那時提倡的這些道德觀念在具體意義上就有十分明顯的不同。

老舍的這個啟示，在當年對改造國民性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途徑。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地道德建設的成功已經是世所公認的范例。然而，在我們今天它是否還能行得通，我不免猶豫起來。

老舍在抗日戰爭時期仍然堅信，中國民眾在內心深處始終保留著中華民族道德的好的傳統，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曾經有過“打倒孔家店”等思潮。在“五四”大潮中反孔反傳統有它的合理性，而同時我們的一些先輩卻也有對民族傳統的劣質和優質缺乏分析的簡單化的偏頗，但是畢竟這些思潮影響的范圍有限，深度有限，時間有限。不久，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救亡和抗戰上升為中國人共同面對的主要課題，因此，反傳統思潮并沒有動搖了民族道德傳統的根基。尤其在民間，好的壞的，大體依舊。

然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歷史造成的道德的滑坡和缺失。一次次和意識形態綁在一起的政治運動，家喻戶曉的大批判，城市到農村人人“靈魂深處鬧革命”和“徹底決裂”，是非顛倒，正義蒙冤，扭曲了人們的靈魂。道德傳統中的劣質特別是忠君思想、奴才哲學、等級觀念、自私自利等都發揮到了極致。在這種情況下迎來市場經濟和腐敗泛濫的嚴重考驗，民眾的傳統美德面臨嚴峻的局面。

葉永烈在《我的精神家園》里曾發表過他的一個看法:“國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穩定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都不容易改變。對于古老的傳統國家來說，尤其如此。”我以為，這種穩定性也不是絕對的。中國近幾十年有兩代人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出生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受過較多傳統教育或影響的一代人，活下來的也都垂垂老矣，道德傳續有一個難以跨越的大裂谷。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未必都能堅守?？磥?，精神廢墟的重建比物質廢墟的重建要艱難百倍。

屬于意識形態的道德永遠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重建也就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它只能隨著政治和經濟的改革而逐步取得成效。道理是明擺著的：當官員們肆意揮霍公款的時候，要求百姓們“非禮勿取”是不容易的；在百姓們感覺不到國家是自己的時候，很難要求他們“克己奉公”。在當今社會的道德環境中，有教人學好和教人學壞兩種力量，如果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教人學好的力量永遠處于弱勢。因此，道德重建所必需的前提條件是否具備，還有待時間來驗證。

老舍《四世同堂》的頌歌是現實主義的，也有理想主義的性質。1949年老舍回國后結束了獨立作家的身份，此后沒有也不可能重提他的道德建設理想的主張。今天的形勢下，學者們不再避諱這個問題，公開發表著各自的主張，做著一些探討。同時，在官方的允許甚至鼓勵下，各種形式的尊孔活動又起，人們穿起自己設計的古代服裝祭孔，還派人到韓國去學習了祭孔的禮樂。有些小學開學時也要向孔子行禮，開筆破蒙，朱砂開智，誦讀《論語》。不久前深圳世界大運會的宣傳標語也在圍繞“仁義禮智信”做文章。這似乎都在做著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的努力。但如果孤立地停留在形式層面上，單純就道德論道德，甚或不分好壞原封照搬，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這就是我對老舍的啟示是否行得通感到疑惑和憂慮的原因。

但我仍然期盼著。我堅信，老舍先生的愿望最終不會落空。

2011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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