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人加藤 “混”在中國

混，是一門學問，講究說學逗唱

“所有活動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給我發來短信。這意味著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動遇到了難題。按照計劃，這本是他在中國的告別演出，兩個月后，他將離開這個生活了9年的國家，去往下一站美國。我回復道：也好，這下可以名正言順給自己放個假了。

很快他打來電話，情緒低落。顯然，這樣一種告別方式讓他難過。“很遺憾，我本來準備在最后那場講座時大哭一場的，”他說，“但是現在沒有機會了。”

半個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個讀者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提問時，談到年輕人應該多一些渠道了解歷史。這個答案沒能讓在場的一位女聽眾滿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輕人》以及針對他的憤怒情緒在網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的標簽貼到了他身上。在甘肅省教育廳的直接干預下，加藤對甘肅農業大學的訪問被“堅決制止”。連帶的一系列反應，終于導致“西部高校行”泡湯。

“你知道我的立場。”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認或者質疑南京大屠殺，那你說我能走到今天嗎？”

“但聽眾也許只關心你回答‘有’或者‘沒有’。”考慮到他的糟糕情緒，我盡量壓抑住一些調笑他的想法。

他卻頗為沮喪，甚至產生了一些幻滅感：“我在中國的9年就像泡沫。”在過去的無數場合，類似的“敏感問題”他被問過很多次。他自評表現得不錯，“一直沒有回避過問題”。“你越做越覺得自己不會失控。”同樣的問題永遠有人在問，當關卡一遍遍重復，沖關者的神經難免麻木。

我想起他說過“中國人最煩日本人說教”，顯然這回他沒忍住。中國人更習慣外國人彬彬有禮，賓主一團和氣。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氣的言論，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機場入關，加藤注意到，中國海關官員似乎對他比對旁人要多點興趣。

“您這次來是做什么？”護照遞進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著電腦屏幕像是一激靈，猛然發問。

“我——是來促進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遲疑，狡猾地答道。

“哦，這樣……”海關官員拿捏了一下這個虛頭巴腦的回答，又問：“那么這次呆幾天呢？”

“不好說。”

“為什么？”

“因為貴國計劃趕不上變化??！”

日本人習得的這套中國太極屢試不爽，兩人相視一笑，加藤便被放過關去。“其實他們對外國人一般是不問的，”加藤說，“我覺得屏幕上可能有個什么東西，肯定不是黑名單，不過大約也是‘需要關注人群’一類吧。”不少人懷疑他是間諜。“你見過到處接受采訪的間諜嗎？”他反問。

中國人的議論并非沒有理由。5月7日，加藤從美國參加一個會議回到北京，跟我在好運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點。“我要去見使館的人，”他忙著告別，“得跟他匯報下參會的情況。”

在加藤的文章和訪談中，常能看到他有意無意透露跟中日雙方的“有關部門”都很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加藤的導師朱鋒就曾批評過他“愛吹牛，說大話”。“這是一種保護。”他說，“我說大話是有根據、有戰略的，你們不要隨便欺負我。我肯定不是隨便說我認識薄熙來，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電視節目上的表現，畢恭畢敬，甚至唯唯諾諾。那個在《鏘鏘三人行》上翹起二郎腿指點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見蹤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個時區的兩個國度，舉止言行也得像撥時針一樣作出調整。“我并不愛中國”，他說，“愛上的話，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員）那樣的老外，保持距離是我的底線。”

如果中日必有一戰，你支持哪邊？——加藤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諸位，我是個日本人。”他頓了頓，眼神變得嚴肅冷酷，又重復一遍：“我是個日本人??！”

“我沒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個民族問題智囊機構的會議邀請。在此之前，他寫過一篇《中國民族政策的下一步》發表在FT中文網上。

“我說領導，其實，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落腳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里把‘民族’兩個字去掉，不能是別的，絕對是對的！”在被問到“如果是你怎么辦”時，加藤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回答。“一定相信我，沒錯的。”

“你看哪一個國家是最像貴國的，哪一個國家是你們最希望成為的？毫無疑問，美國嘛。美國難道沒有民族問題嗎？他們的問題比貴國嚴重多了，貴國絕對不是個另類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國人還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樣的權利但要承擔同樣的義務，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國做到了，貴國為什么做不到？

“現在民族問題來源在哪里？漢族對少數民族不滿，因為他們從小享受特權，考試加分；少數民族也不滿，他們不會漢語，找不到工作。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點應該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權，讓他們學普通話。在身份證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過是個戶口的東西，去掉它。”

與會者點點頭：“這個問題，動起來會涉及到方方面面……”話音未落，加藤已經起身開始收拾文件。“抱歉領導，我有點事，得先走了！”

他承認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長級的干部，我在他聽到最高潮的時候走掉，很少有人會在他面前這樣吧？他會覺得這個人很不一樣，很牛逼??！他趕緊上來拉住我要手機號，我知道這樣肯定會有下次的。”

我開玩笑說，這是在勾引。他擺出一副無辜樣子，“我沒勾引啊……那我跟你說，我是個外國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邏輯，我的素材，甚至是對場地的支配——你必須讓他覺得這個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邏輯，中國現在好的觀點太多啦，但是你給他制造一種失落感，那就不一樣了。”

2012年1月，《學習時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的《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文中寫道：我個人傾向于將來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一欄，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

入鄉隨俗

對于想要認識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數還有很多。某人去廁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會場里，某副部長衣服掛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過去把衣服碰掉，——啊，對不起對不起！——噢，加藤君！“這種事情很重要。”他說，“其實就是搭訕，但這需要魄力。細節決定成敗啊。”我問他從哪學來的這套，他兩眼一橫：“沒學過啊，哪里學？我覺得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賦的吧，天生就會這個。”

加藤喜歡中國的飯局，因為總能認識一些新的人，他們會給他帶來一些行業內幕，這些都將是他下一次寫作或演講的素材。而中國人的熱情也并非沒有理由，一個來自日本的名人出現在飯局上，會讓東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對熱點問題的點評，又總是能精準地抓住人們的目光。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鬧、搞。”他喜歡用日本人中意的數字3來概括自己的見解，“我對中國的未來有3個判斷：沒有信仰的公民，沒有共識的社會，沒有藍圖的改革。”聽眾屏氣凝神，饒有興味地聆聽他對時弊犀利的點評。這些觀點算不上新鮮和高明，但一個外國人以流利的漢語和自信的口氣說出來，多少總比那些普通話也講不清楚的學究更具觀賞性。

“西方記者經常問我，為什么你這么受中國人喜歡。”他洋洋得意，“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都~約時報》老說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愛聽的。你看中央的講話——‘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要學會入鄉隨俗。”

加藤在公共場合的表達語態是保守的，聽他在講臺上以一種過于流利的語速高談闊論時（他少有語誤，幾乎不打磕巴），我有時會想起那些央視評論節目里誰也不想得罪的嘉賓。出于對中國政治的解讀，《人民日報》和《新聞聯播》是他每天必看的，顯然受到了一些影響，以至于“在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下”這類表達都能隨手拈來。

“你說話很像長輩哎。”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演講時，一位與他同齡的提問者委婉地調侃他。

長期關注他的同濟大學學生周陽說，“加藤跟韓寒的區別，可能是前者說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語氣，或者是一些感性的東西。但就是這點差別給我的感覺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則抱怨學生們沒有仔細聽。“不要放棄的是希望，不要忘記的是絕望。”他一字一頓，但臺下反應冷淡。沒有人為他這句苦心設計的警句鼓掌，這讓他有點痛心，“因為他們不知道前途是絕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講的互動環節，他就會放開很多。在中央財經大學的演講提問中，學生們問到“十八大”和臺灣問題，他很興奮，甚至提到“兩國兩制，這就是事實”。“沒人找我麻煩。”幾天之后我問候他“別來無恙”，他表示毫無壓力。“因為那是互動，別人問到我才說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講中間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摻和”

在一次媒體人的聚會上，我聽說FT中文網給加藤的專欄稿酬為每篇兩萬人民幣。當我當面向他求證時，他頗有些憤憤然：“我告訴你，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網是加藤最重視的發言陣地，因為“會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脈就是這樣擴大的。”他說，有些官員會因為在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時間里共撰寫文章168篇，算得上是這里最勤奮的作者之一。所涉話題從四川地震到薄熙來，從“左右派”到地溝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時是《環球時報》和《南方周末》的評論撰稿人。在中國的輿論分野里，這樣的現象并不多見。有人直斥他“兩邊倒”，“左右投機”。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認識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摻和。”

2009年，《環球時報》籌劃“60周年系列評論”。此時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編輯部打通他的電話，想請他寫第一篇，主題是“強調中共體制的優越性”。

說到此處，加藤詭譎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調整，對方仍然堅持。經過協商，最終確定的標題叫“否定體制不是中國民意主流”。這個拗口的名字讓他想了很久，后來發現他還是說錯了兩個字。

與中國官員和官方媒體走得近成為加藤在日本國內被質疑“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電視臺做節目，負責人很警惕地給他出了道題：“當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還是共產主義？”據說此題用以檢測他是否“在紅色中國被洗腦”。

“你不跟他們打交道怎么了解這個體制呢？”他反問，“我為什么要給《環球時報》寫文章，因為他們會給我‘提供思路’，這些‘思路’往往能讓我了解一些內幕。我會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他們就說現在有這么個情況，敏感時期，上級布置了一個任務……這樣我就了解了。”

日本問題學者余一（化名）回憶加藤剛來中國時與他相見的情形。“我覺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輕人，求知欲很旺盛，對社會有自己的見解。”他把加藤介紹給國內一家新聞雜志，“我一直對他很器重，相信他這樣的年輕人，能為中日關系的好轉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獵顯然遠遠超出了余一的設想，他更有興趣去談論“中國的未來何去何從”之類宏大問題。但加藤在中日兩國的專欄里的一些表現，讓余一對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體國民保衛釣魚島”，但在中文專欄里，措詞則變成了“雙方各有各的立場和說法”。

“他的立場作為日本人沒有問題，”余一說，“但是一個以寫作、演講為部分生活來源的人，應以公正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不能在日本說日本人愛聽的話，來到中國，就說中國人愛聽的。”

以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要求加藤顯然有些苛刻。兩年前接受我的采訪時，加藤說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討好某一派。各種人的支持你都需要，這樣才不會被人拋棄。”

“我一點頭，他們會馬上去做”

復旦大學校內的咖啡館，過往的女生拋來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窩在沙發里的加藤不時抬眼觀望，顯然不愿錯過與粉絲四目相對的機會。

他在學生中的號召力讓人驚訝。在5月7日后的兩周內，他在京滬兩地的大學里開了5場講座，場場爆滿。兩個南通的大學生，每周二坐兩小時長途汽車來上海，只為聽他在復旦新聞學院開的一節選修課。年輕人對偶像的崇拜讓人心疼，很多被選中的提問者一臉幸福茫然地站起來，用顫抖的聲音問：你為什么這么成功……

在中國，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里恐怕沒有幾人能擁有如此人氣。“印象深刻是這個人的感染力，”《環球時報》編輯譚福榕說，“跟他聊天你會感覺很大的氣場，他指導了一切話題的走向。”媒體愛說他是“日本的韓寒”，他不喜歡。“我不跟任何人比較。”有朋友試圖撮合他跟韓寒搞個對談，他拒絕了。但訪談中聊到興之所至，他也會說：“我比韓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書叫《致困惑中的年輕人》。跟那些勵志書一樣，封面上的他玉樹臨風，志得意滿。編輯的推薦語是：日本在華最具話語權專欄作家首部奮斗智慧書。加藤嘉一與你促膝深談：年輕人該怎么活，怎么學，怎么奮斗！在講座去程的出租車里，我從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輕人》。他有些好奇地說：“呦，我還是頭一回見到這本書呢。”我遞過去，他連連擺手，那眼神就像見到丑陋的新生兒心生厭惡的父親。“不用不用，我從來不看我的書。”

“最近我出了一本爛書。”在講座中，這本書被當作獎品送給提問者。當他給學生們亮出樣書時，他總這么說。觀眾席里出版公司的編輯就坐我旁邊，沖我苦笑。

圖書編輯跟我抱怨，加藤一個勁催他們推進促銷活動。這表明他很關心銷售情況，畢竟關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他在中國受歡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個讓他愉快的話題，因為他覺得那些書都不夠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刪掉了，比如談論體制、民族，或者臺灣、西藏。” 在過去5年里，他在內地共有7本書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愛國賊》，反思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崛起，沒有獲準在大陸出版。“曾經協商過，他們讓我把書名改成《愛國的準則》，我沒同意。”

毫無疑問，他的新書會被擺到“勵志·成功學”一類書架上，這一主題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對過。談及此書，他糾結的表情隱晦地表達了對自己的不滿意。

無論如何，加藤已經成為某種象征。每天，他都會收到很多郵件讓他“滾回去”，當然也有不少求助的來信。年輕人向他傾訴成長中的苦惱，“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黨？”學生家長憂心忡忡地問：“我的孩子是不是該出國留學，像您一樣？”或者“您覺得留學是去美國好，還是日本？”

“在他們看來我是個成功人士，”加藤說，他認為在這些純操作性的問題面前，中國家長束手無策，表明他們缺乏自信，而國內的教育環境則讓他們喪失希望。“我知道他們很想讓我說：‘對，應該留學，去美國。’只要我一點頭，他們會馬上去做。”

“這是我想要的狀態”

每次講座結束，只要時間允許，加藤都要在現場滯留很久。他說自己在網上名譽欠佳，在現實中就得對粉絲們好一點。粉絲們里三層外三層地將他圍住，他們的提問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開口，他們就會露出得到安撫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報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這是我想要的狀態。”他說，“我希望我在年輕人面前是一個值得追隨的存在。”有時他也會擺擺架子，斥責那些不得要領的提問者：“我要讓他們覺得既親切又嚴肅。”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對講座現場的掌控能力。走進大學的頻率和人氣讓他自豪，并有意無意與其他公知做比較。“比如某某某，他的書很好，但演講就不那么好。”這位躺槍的公知對加藤的評價是：“加藤的耐力和語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還是應該專注于一些領域。”

大學校園里的主體90后，卻讓他感到有些壓力。“不好伺候啊，說得不好他們馬上就不耐煩。”臺下的風吹草動他都很在意。“手機關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幾秒鐘，一臉慍色逼視那些不恭的觀眾。這可以理解為日本人對秩序和禮貌的強調，不過對于一個演講者而言，這多少有點神經質。

在外交學院的嘉賓休息室里，幾個學生記者圍住加藤采訪。他說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適合從政，一位女生隨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覺得你可能不大適合。深深陷進沙發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誰說我不適合？”他怒目圓睜，直視那位被嚇呆的女生。“你等著，我會用行動證明給你看。”聽上去簡直有點像恐嚇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個問題，似乎想尋求兩人間的和解。加藤大聲打斷她：“作為一個長輩，我不得不指出你的問題太愚蠢。”看樣子“長輩”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戰——雖然人家只小他幾歲。

很難說這到底是自卑還是自大，抑或是硬幣的兩面。事后他承認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與刀’??！”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與糾結，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國人對大和民族的總結來解釋。那本書是他來中國之后讀到的，也許讓人難以置信，這個在中國言論市場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網專欄名），人生的第一本課外書竟是2003年來中國之后讀的。

來中國之前的加藤堪稱悲催。一個底層的家庭，一個事業失敗的父親，為躲債不停搬家，最多的時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國農民工搬得還多，你讓我哪來安全感？”他總是學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個頭高，好出風頭，外地人，作為在群體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經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擠，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處。某次拖鞋里被扔蟲子后他動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聽起來卻更像是哀怨：你們聯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覺得這樣對嗎？你覺得這樣的日子快樂嗎……

他對黑社會并不陌生，不擇手段的黑道規則亦見怪不怪。9年前登上飛機離開日本時，他只覺得自己是祖國的棄兒。連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個崇尚“白貓黑貓論”的國度闖蕩，竟一路順風順水。那些曾讓他身陷囹圄的黑勢力在異國他鄉，便是酒桌上要與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訴你，”他語氣神秘，“把我介紹給黑幫的全是官員。”他說在中國最信任的人就是這些黑道的朋友，因為他們“簡單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東莞的一次政警學商頭臉闐湊的飯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讀過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請加藤作為嘉賓出席他們的“例會”。在那里，幾百號兄弟要聽他“講兩句”。

“在當前這么一個復雜特殊的發展階段，為了維護社會的正義，為了糾正社會的不公，我覺得中國需要一批協調的、緩沖的一些組織團隊。希望閣下你們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為社會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他用一種莊重和喜感混雜的口吻復述那段話，完后便像個惡作劇的少年般沖我大笑起來。

“我感謝中國，它給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時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種樣子。”接受完咖啡館的采訪，加藤回到在復旦第一宿舍的住處。說這番話時，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嘗一種巧克力。零食是他給自己的獎賞，也是給童年的補償。“吃這種東西的時候感覺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讓人安靜的歐式老樓屋頂，落日余暉穿過頎長的水杉潲進窗臺，光影斑駁變幻。3天后，他將赴南京先鋒書店為新書簽售。在那里，有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問題在等著他。

（實習記者喬芊、王悠、王楊卡佳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