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智囊

我生于湖南，上學也在湖湘，可謂耳濡目染“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國哲學自有宋以降重要的一支，濂溪一脈下來，滋養了諸多湖湘士子，并在近世蔚為大觀。

勿庸諱言，與西學相較，中國人的哲學思想重實務，即便也講“格物致知”，但大抵還是講求“經世致用”，其中又以湖湘文化尤甚。中國哲學的邏輯遞進階梯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是最終的理想歸宿，兼濟他人總是比獨善其身要好得多。

正是這樣的思維傾向，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多以做官、進入官僚體系為理想，崇尚“立功”（“三不朽”之一），倘若“立功”不成，那么“立言”、將平生所學“賣于帝王家”也不失為一條曲線救國的方式。出將入相是人生至境，退而求其次的“為帝王師”也不失為人生快事。綜觀整個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兩種取向占據了絕大多數人的人生，而具體到湖湘士子，前者以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為模范，后者以楊度、王 運等人為代表。

無論是何時何地，知識分子都“好為人師”，這是他們性格上的特質；而無論是哪朝哪代，知識分子又都“好為國師”，這是他們理想上的訴求。從好為人師到好為國師，知識分子完成了身份上的轉換，即從一個獨立的智者，變成了一個組織體系里的智囊。這種智囊情結，曾經糾纏了無數的智士仁人，且不說蘇秦、張儀等著名策士，憑一張嘴說天下，就是動不動就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大圣人孔丘，也是周游列國，希圖將自己之才沽于帝王之家，使自己的政治理念能夠通過官方的政治行動，變為影響世人的政治綱領。

由春秋戰國時期發端的這種士人傳統，事實上，到今天依然是涵養我們當代知識分子的重要資源。這種涵養，說不上是正面的，也說不上是負面的，從一個方面來說，這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體現自身價值的重要端口，正是他們的這種情懷、情結，使我們的知識精英能夠參與歷史的構建，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又常常使其中的一些人淪為權力的奴婢，使學術、思想的獨立性蕩然無存，使知識、才智在權貴的面前喪失了自身的高貴。

本期我們的特別策劃是“智囊—權力場中的角色進退”。我們選取了“軟科學”這一角度，來試圖梳理“智囊”這一古老的角色在今天的位置。毫無疑問，我們看到了這種角色的傳承，也看到了這種角色新的價值定位，看到了他們與行政體系的各種對稱關系、平衡關系。我們希望，經由社會的演進，權力系統的謙卑會逐漸讓智囊、以及由這些智囊形成的智庫贏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