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智囊】進退困局——智囊們的生存游戲

不管是“好為‘國師’、依附權力”的批判，還是“新見迭出、前景看好”的禮贊，中國一些軟科學研究機構在上個世紀90年代漸被更潮更直白的名詞“智庫”所指代，周旋于權力與商業之間的中國智庫學者，遭遇的非議一直不斷。

綠色發展研究的思路需要融匯多視角、多論點的綠色發展觀念，需要獲得更多的民間數據，也需要各級政府有雅量有胸懷面對綠色發展的建議與批評。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始，作為一種服務于決策的學科，軟科學的特點與價值逐漸被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所接受，“獻策”政府，或給決策者做可行性報告，已是這些智囊的規定性動作。中國最早的智庫就從這些體制內的社科院、政策研究室脫胎而出。

從“只生一個好”到“五天工作制”

上個世紀80年代是軟科學發展的輝煌時期。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的急待解決，科學大家錢學森以創建“從定性到定量分析的綜合集成方法”的直接推動，尤其是國家頂層設計者的重視，讓軟科學研究在體制內得到普遍認同。

今年76歲的孔德涌親歷了軟科學在體制內的幾次重大影響。參加過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設計的他，以系統科學和系統工程專家的身份從中國科學院調入國家科委政策局時，就已知道宋健與其助手于景元1970年代末在航天部工作時就開辟了人口定量研究的新方向。經過無數日夜的研究，宋健他們最終發現一個非常關鍵的參量—婦女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婦女一輩子生育孩子的數目。他們參照當時國情，將這個數目最后確定為“1”。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的推薦下，宋健曾就計劃生育問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但有關人口政策的爭論從未停息。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內，一場影響億萬家庭的大討論開始了。據參加會議的人口專家田雪原回憶，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是否可行，會遇到什么問題，如何解決。有人提出：群眾中流傳著這樣的話，叫做“老大憨，老二聰明，但是最聰明的還是老三，俗話說猴仨兒猴仨兒”！此言一出，全場騷動。休會后，支持只生一胎的專家急忙查找材料，進行論證；又接著反駁了因計劃生育勞動力不足的問題。“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談會接連開了5次，從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轉到人民大會堂，最后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幾經周折，1982年才確立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

1986年，世界數學建模大會在美國密蘇里州召開，大會邀請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做人口政策的報告，宋健是大會邀請的兩位發言人之一，“因為全世界都關注中國人口問題，擔心世界被吃窮，吃亂了。”宋健委托孔德涌赴會。“書面報告的作者，以宋健、于景元和我聯合署名。報告結束，三千多人的大會，全場熱烈鼓掌。報告獲得大會最高獎—艾爾伯特·愛因斯坦獎。中國計劃生育的決心和政策，讓西方人驚嘆。之后我被許多大學邀請做報告。”26年過去了，憶及往事，孔德涌難掩激動，口里不時蹦出幾個英語單詞。

“五天工作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頗多曲折。1984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一個調查報告，全球114個國家，都已實行“五天工作制”，“最刺激人的是，46個發展中國家，一半以上每周工作只在40到44小時，我們的國家太落后了。”國家科委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開始著手“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椎掠坑浀?，當時課題組調查了13個城市，訪問國企員工，在每周增加一天休息和每天加工資（維持六天工作制）之間選擇哪個時，80%的調查對象選擇了前者。“當時有人擔心實施五天工作制，GDP會掉下來。我們研究的結論是不會那樣，反而促進就業。”但報告遞交上去，國家科委一個副主任反對，說“什么五天工作制，七天都不夠”。于是報告沒有上達決策部門。1990年11月，孔德涌調任中心主任，“這么好的題目不能就這么擱下。”原課題小組繼續研究。1992年，隨著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好轉，“阻礙上報的副主任也被調走了”，國家科委聯合勞動人事部，上報“五天工作制”，最終獲得國家批準。

基本經歷了1980、1990年代的中國軟科學發展的大事，1996年，孔德涌退休，擔任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至今還負責審定中國學術期刊《中國軟科學》的稿件。

        廖曉義 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兼主任，知名民間環保事業倡導者和活動家。其著寫的《以樂和家園理念建設低碳鄉村》一文獲得第二屆中國軟科學                                                      獎專項獎—社會實驗獎。 （趙衛民 姚磊/圖）

智庫思想催發學者的分化與重組

軟科學作為一門基于錢學森所創建的研究方法的科學，在業務部門管理者孔德涌眼里是一番風景，不乏夾雜時代風暴。但軟科學作為一種對應國情的研究策略與方法論，已被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大量運用。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為時代把脈，做前瞻性研究。這些學者多以經濟學家、政策高參的身份出現。

“中國研究界最早做前瞻性研究的學者，是眾所周知的顧準，他對希臘城邦的研究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先驅。”學者吳稼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評價。上世紀80、90年代年代，是創新與突破的時代。人文社科領域，“周揚和王若水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研究，為今天的民本主義和和諧社會留下了遺傳基因”；國民經濟領域，杜潤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厲以寧、吳稼祥的股份制理論，張維迎、華生等人的價格雙軌制理論，通過研討會或書刊發表，紛紛成為知識分子獻策改革的重要方式。

與此同時，1983年，介紹信息革命的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問世，譯介西方現代思潮特別是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一本譯著和一套叢書將“知識就是力量”的智庫思想大面積地傳播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

作為一種決策需求與回應民間的機制，當時中央在各部門搜集人才，開始不定期地邀請學者、專家到中南海去討論研究，后來通過借調，逐漸集聚在一起，形成各類研究部門，最終發展成為現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現代智庫意義的政策咨詢機構。軟科學學者，成了名副其實的政策顧問、官方幕僚。

1980年代末，零星的學者開始走出政府大門，嘗試著在社會上建立起一些非官方的民營研究機構，中國第一次有了民間的思想庫。我國最早的民營智庫是北京四通公司辦的經濟研究所。1990年代，民間智庫迎來一波誕生小高潮。

發展速度最快的要數大學下屬的智庫。隨著1993年和1998年國務院和教育部分別啟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國內重點建設大學紛紛成立了眾多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從海內外吸納了各種學科人才，通過研究政策問題、向政府部門匯報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積極推動其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發揮決策咨詢影響。譬如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1994年就離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員有張維迎、海聞等從海外歸來的經濟學家。

民間智庫困擾于“特殊待遇”

2006年9月15日，《民主是個好東西》被上傳至中國政府創新網，同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在爭鳴版刊發，12月27日又被《學習時報》文摘版轉載，同日，人民網、新華網亦全文轉載。這篇走了“正常的流程”的稿件，因為俞可平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特殊身份，被海外媒體解讀為中國最新政治風向標。而中央編譯局這個機構，開始為公眾所知。

盡管俞可平對外解釋它“既不是大學，也不是政府機構，介于中間”，但一個“局”字，勾畫出其機構特征。內部架構上，中央編譯局除了設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部、中央文獻翻譯部等翻譯部門之外，還有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馬列主義文獻信息部。據專家評價，相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中央編譯局作為智庫，主要集中在理論前沿，即提供“立國”和“建國”的社會和政治理論基礎。

2011年10月，俞可平應邀在“全球中國峰會”上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政要名流同臺演講，《華盛頓郵報》頭版同時刊登了他與基辛格博士的照片。在著名的“哈佛中國之夜”，他受邀與哈佛前校長薩默斯同時擔任主講嘉賓。

俞可平將中國官方智庫的榮耀推至目前國際的最高水平。相對官方智庫的資源優勢和生存空間的進退裕如，民間智庫明顯存在著生存歧視。仲大軍對中國智庫頗有研究， 1982年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北京新華通訊社，2000年，他“下海”創辦了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在他看來，中國民間智庫目前進入了發展瓶頸期。

官方智庫在選題申報等方面享受著民間智庫夢想不到的地位優勢。“在經濟上，我們完全能夠自力更生，”仲大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但在其他方面經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舉辦論壇，民間智庫學者往往不在邀請的名單內。“即便是請了，也會排到體制內學者的后面。”更讓人煩惱的是言論空間。仲大軍說，有關方面就沒有給非官方學者留出一席之地。

在智庫學者郭宇寬看來，雖然民營研究機構逐漸被社會認可，但距被政府真正理睬和重視，尚有很長距離。雖然政府對民間研究機構的活動沒有干預，但在某些領域仍設有限制。“媒體也主動審查，一般很少宣傳民間智庫學者的觀點，有些學者及其文章還被指定不許發表。”

在這種“特殊待遇”下，大多數的民間智庫難以被大眾了解，其智庫優秀學者，更難成為熱點人物。民間智庫的觀點、思想、建議和主張就只能敲敲邊鼓，仲大軍說，“更多地是被有關機構拿來內部參考。”

中國“缺乏開放的意見市場”

“中國的智庫只是翰林院”，“翰林院里的專家學者，不管你有多大神通，也只能是如來佛手心里的孫悟空，在桎梏里，而不是在智庫里。”吳稼祥，這個有著長期中南海行政智囊經驗的學者，如今失望于體制內智庫的表現。1985年，吳稼祥以提出股份制改革等而引發國內外關注，1986年他與當年許多得志青年一樣順利跨入中南海政治權力核心圈。命運的跌宕，讓他重新冷靜審視中國智庫的發展。

在他辛辣的筆下，體制內的智庫，弊病叢生。級別最高、庭院最深的那些研究機構，“其實是秘書性機構，主要職能是給各級各類領導人寫講話稿，寫各種文件和報告，或者以領導人名義發表的文章”。其次，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主要工作則是按照領導意圖為實行中的政策尋找論證。這就決定了這些研究的意識形態性質，而不是操作性和實用性。很多大學研究機構，“在意的也是研究經費的瓜分”。

按照世界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是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于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于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

以此衡量，吳稼祥的批評不以為過。一個研究機構要稱得上“智庫”，吳稼祥開出兩個基本指標。第一是民間性，第二是獨立性。民間性有兩個含義，一是研究機構是民間組織，而不是官方的分支機構，二是經費要來自民間機構捐款，而不是政府撥款。

與吳稼祥的尖銳批評相映成趣的是孔德涌的分析：盡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公開中國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2000個，數量甚至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但西方認可的中國大陸智庫只有74家?？椎掠空J為智庫學者，必須具備“堅持正義的勇氣，不迎合的中性立場”。

3月29日，83歲的茅于軾獲得美國智庫加圖研究所頒發的2012“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獎金為25萬美元。加圖研究所認為，在中國，茅于軾是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的最積極倡導者之一，他倡導開放和透明的政策，并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這個一直講真話的老牌經濟學家是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活躍分子。19年前，茅于軾和張曙光、盛洪、樊綱等經濟學家聯合發起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獲獎消息出來后，任志強、潘石屹等眾多名人表示祝賀，任志強發微博表示，“茅老是真正為窮人辦事的經濟學家”。 茅于軾領銜的天則智庫，以其多年持續的獨立研究，為中國智庫贏得國際性聲譽。

作為民間智庫—長策智庫的學者，郭宇寬長期關注文化社思想熱點與國家政策走向。他稱吳稼祥是他近年來比較敬重的學者，在把脈中國智庫發展的癥結上，郭宇寬的觀察饒有趣味。“中國自古有達官養士的傳統，食客、師爺、幕僚，這些人無疑是古代體制內的智囊，他們為依附的主子代言天經地義。”在郭宇寬眼里，智囊“好為人師”，或者以“國師”自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開放的意見市場，沒有公共政策的辯論平臺。”這個自1996年開始幾次在全國性辯論賽事上奪冠，尤以1999年在國際大專辯論賽的精彩表現而名動一時的學者，徹底成了公共辯論的倡導者，忠實捍衛著“若辯解不自由，則批判無意義”的信條。

獨立性，在吳稼祥看來，是智庫的生命線。如何獨立，吳稼祥說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智庫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二是言論自由。”所謂獨立性，就是事先沒有官方授意，事后不受官方審查，表達不受官方限制。在吳稼祥看來，民間智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在獨立性上做得不錯。

吳稼祥認為，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隊”的時候，中國才會有真正的智庫。言及現在欣賞的學者，孔德涌脫口而出，“張維迎”，只因“他一直敢講真話”。關于當年三峽水庫的課題研究，孔德涌不想多說。在采訪中，他沉默半分鐘后丟下一語，“我們承擔了其中三個，結果你是知道的。”中國軟科學真的要獲得大發展，“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76歲的老先生不假思索。

郭宇寬認為現在從事智庫學者，要么是錢袋決定腦袋，成了權力部門的辯護者或論證者，“要么干脆與政策運作不發生關系，成為網上的自說自話者。因為信息來源不足，未免判斷不準確。”與政府互動性的強弱，決定了信息的價值，這是做軟科學研究的基本前提。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西方智庫高規格接待某些中國政策學者的原因之一。

“不怕代言，就怕只有一種聲音。美國政客也有幕僚，也有公開的游說組織。不同風格的方案都能擺在臺面上，老百姓也有個知情的平臺。辯論，正好去除政策的神秘。”郭宇寬說，真要挖掘中國智庫“腦癱”的歷史根源，“那只能怪到我們該死的上千年的專制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