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陸 革命下的暗涌

作為“文革”的在場者和觀察者，金大陸用詳細的一手史料來研究、還原那段歷史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呈現出革命表面下的暗流涌動，以及，那些年輕人在洪流中的百態

1971年9月的一個晚上，北方有冷空氣南下，上海的夜空透著颼颼涼意。

吃過晚飯后，金大陸一如既往地前往家附近的復旦校園，去那里讀大字報、聽各種辯論和演說。這是他幾年里養成的習慣。雖然是一名“黑五類”的子女，但他對“革命運動”心向往之，想觸摸上紅色的時代脈搏。

9點左右，一名復旦學生在校門口告訴他一條驚人的消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坐飛機外逃，摔死在外蒙古。

他感覺天要塌下來，一路哆哆嗦嗦地走回家。“那天夜色低矮，走進弄堂，自己的腳步聲從兩邊的墻上反彈回來，像是有人在追擊我。”

“心里很崇高的東西一下子就被毀滅了。感到高層政治深不可測，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純潔、明亮。我開始對‘文革’運動進行反思，從認同到最后的否定。到1975年左右，我已非常清醒，非常明白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立志想把這一段歷史搞清楚。”

整整40年里，金大陸等待、摸索、嘗試各種突破的路徑，為獲得一手資料奔波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在瑣碎龐雜的資料中梳理、分析、思考，在現實語境中迂回深入……

直到2011年，他的第一部研究文革的學術著作——《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才出版面世。

革命，紅色邊緣人

1966年“文革”開始時，金大陸正讀初三。父親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教師，所以他屬于家庭有歷史遺留問題的“黑五類”子女。“一邊很壓抑，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一方面心里面對‘文革’又是很向往、很認同。”

“我對當時宣傳的一套階級斗爭理論，以及這個理論在我們社會發展當中的指導地位，是很認同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路徑，和無產階級繼續革命這一套理論，我認為邏輯是很周密的。”

空有一腔熱血和思想認同的少年被擋在了“革命隊伍”之外。于是，他常年徘徊在高校密集的五角場，讀大字報，聽各種大鳴、大放、大辯論，無意中被動地成為“文革”的一名觀察者和思考者——“可以這么說，運動這10年全在我的視野當中，全在我的觀察和思考當中。”

上海的五角場，聚集了復旦、同濟、二軍大等高校，尤其是二軍大，是當時運動中一面關鍵性“旗幟”。因牽涉上海地方和北京高層軍方的沖突，具體就是張春橋和邱會作的沖突，其內在復雜和交錯，令人心悸。“當時，還沒形成所謂林、江‘兩個集團’，卻已是‘兩個集團’在上海的‘前哨戰’。這將成為‘文革’研究的一個關節點，甚至是突破點。”金大陸說。

此外，在武斗和“奪權”中赫赫有名的上海柴油機廠、空四軍大院也坐落于這一區域?？梢哉f，上海“文革”中的大事有一半以上和五角場相關。

1966年8月，復旦校園里出現了一些穿著軍裝、戴袖章、扎武裝帶的青年人——他們是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在操場上，人們一圈圈地圍在他們的四周，為他們的演講熱烈喝彩。在金大陸就讀的中學里，他們演示了如何教訓牛鬼蛇神的武斗場面。

此時，還在努力控制局面的上海市政府態度非常微妙：一方面，他們小心翼翼，抽調了15萬人接待來串聯的外地紅衛兵，尤其給北京紅衛兵很高的禮遇；另一方面，以“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為由，控制本地學生外出——按當時市委的“精神”，上海高中生平均5個推選一名、初中生10個推選一名去北京串聯的“代表”。

16歲的少年心里揣上了兔子。“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突然講你可以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你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