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歷史認識”的思想水脈
中日兩國歷史教科書存在顯著的不同，中國是通過強化對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教育，培養“愛國主義”；日本對近現代史著力較少，側重于古代史的教育。這意味著，中日兩國的年輕人對“歷史認識”存在嚴重分歧和信息不對稱。
近日，甘肅省教育廳發布微博證實“甘肅農業大學‘堅決制止’日本青年學者加藤嘉一赴該校訪問”，并稱“該舉措是在了解到網友的抵制呼聲后，經與校方聯系予以制止的，加藤嘉一公開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事實，是任何理智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不制止是失職”、“個人受委屈可忍受，民族榮譽和自尊一點都不能受玷污，這應是中國人的底線。”
對于加藤而言，這恐怕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換個角度而言，若能引起中日對“歷史認識”問題的再思考，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談及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為何“不反省”，國內大多歸咎于戰后戰犯重回政界等原因，卻較少關注戰后日本思想水脈的流向轉換，本文試著做一下粗略的解讀。
長期以來，我們對日本的認識都遵循將“一小撮右翼”與“友好的日本人民”區別對待的“二分法”原則，但正如石原慎太郎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購島計劃”得到民意支持所顯示得那樣，當我們批評“右翼”時，“友好的日本人民”并不與我們為伍。于是，我們又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疾呼日本正走向“右傾化”、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輿論甚囂塵上，而對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歷史仍只有一個模糊的認識。
北海道大學教授高井潔司將影響中日關系的因素分為三類：釣魚島主權、油氣田開發及臺灣問題等是“潛在因素”；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南京大屠殺等屬于“刺激因素”；中日媒體都心存警戒和“情緒化”報道則構成了“助長因素”。
雖為“刺激因素”，但“歷史認識”問題無疑是中日之間最敏感的地帶，也是造成兩國國民理解鴻溝的主因所在。一個民族如何&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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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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