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狗間

一

人間社會的倒影是什么呢？我以為，除了鬼間或陰間，還應該包括狗間，它與人間構成一個有意味的夾角。蕭伯納說過:“我見過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歡狗。”而胡適的一句口頭禪是:“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貍與狗才成群結隊。”他們對狗的理解如此相反，只能表明狗間和人間的互動與糾纏有多么深。據說德國人一般情況下不喜歡與人交談，但是，只要兩個狗主人相見，他們首先談論狗，然后才談別的事情。在“六畜”之中，狗是最早被馴化的，約有兩萬年的歷史。丹麥曾在一萬五千年前的古人類生活的遺址中，出土了犬化石，被定名為“泥炭層時代犬”。中國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狗化石也有七千年歷史。狗作為與人距離最近的動物（換一句說法就是“最親密的伙伴”），不得不接受人的文明，居同樣的環境，喝同樣的水，吃同樣的食物，甚至穿衣、穿鞋、美發、美容等等。這種與人共存的方式對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以至狗也患上了與人相同的病癥，諸如癌癥、癲癇、夜盲癥、青光眼等疾患也流行在狗間。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搬運夫和哲學家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不過，一百年后，一個搬運夫要想成為哲學家恐怕就沒那么容易了，至少他思考的范圍必須包括狗間的社會學命題。例如，狗的戶口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沒有戶口就意味著“盲流”。你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目擊到處亂竄的流浪狗。于是乎出現了打狗隊。他們戴著白手套，牽著狼犬，成為人間和狗間之秩序的維穩者。與此同時，洋狗群日益壯大，雜交狗越來越多，全球化速度比人間更甚。在狗年中，繼“超女風”后，“超狗風”也愈刮愈猛。各種各樣的“狗美”比賽屢見不鮮。“狗狗PK”也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有人放言“當選狗”可得十萬年薪。于是乎出現了狗仔隊。他們戴著“長槍短炮”，像蚊子一樣無孔不入，專門干那種追嗅“寶貝”屁股的事。不過，狗間全球化有一個方便的條件:狗語是真正的世界語，沒有語種分別，因而像美元一樣全球流通。在中國，生肖狗之所以被稱為戌狗，按老祖宗說法，戌時指晚上七點到九點，這時狗正處在亢奮期，任何一點響動都會引動它們吠叫。只是如今失去夜吠習慣的戌狗越來越多了?？雌饋砉氛Z不存在話語權問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在另一種話語暴力下，它們同樣會變成啞巴。

喜劇大師卓別林深諳其妙，他在《狗的生涯》中表現的是流浪漢查理窮困潦倒的生涯，卻將流浪小狗斯凱普的命運與之紐結在一起，這樣一來，“流浪漢和流浪小狗的差別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對狗和狗性研究最深入的，要數卡夫卡。他將對狗的觀察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后來他竟以狗視角寫了一只老狗的精神履歷，充斥著恍惚、質疑、分辨、自否、拷問、憧憬相混合的意識流，將人間的世像和心像曲折地影射在里面?？ǚ蚩ㄋ篮?，該筆記被冠以“一只狗的研究”而公諸于世。作者借老狗的口吻感嘆道:“不過那時的狗不像今天這樣奴性十足。”由此看來，卡夫卡小說中的主人公堪稱狗間哲學家，它探究的是世界、萬物和狗自己的存在。不過，在卡夫卡之前并沒有人知道狗間也有哲學家，否則馬克思不會說出那一句名言。這是卡夫卡的過人處。

二

然而，家犬變成狂犬這個問題有點特別、有點復雜。它的瘋狂是來源于人，還是它自己？據科學家研究，月亮和動物行為之間存有聯系。動物在月圓時更容易咬人。悉尼大學的研究者發現，在月圓前后，全澳大利亞狗咬人的事件比其他時候略少。奇怪的是，在年底的假期，動物咬人的情況會出現一個高峰。比如圣誕節和新年期間對狗多加小心——不管月亮圓不圓。有趣的是，遠在古羅馬時期，每當炎夏天狼星與太陽一同升起時，古羅馬人會將酷暑歸咎于天上這只瘋狗的出現，因此會脫口而罵：dog days。只是古羅馬人沒注意過，這一天地上究竟有多少家犬變成狂犬。

狗咬人與月圓的關系不是筆者能研究的。只是我奇怪，為什么豬、羊、牛們很少瘋狂，而唯獨狗會像人一樣瘋狂？當狂犬咬人并使人變成“狂犬”而咬自己的同類時，人間幾乎反過來成了狗間的倒影了。學者們在研究魯迅《狂人日記》時，大都忽略了“趙家的狗”的獨特作用。這是很大的疏漏。比如開頭:“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其時，趙莊上空的月亮確乎圓了，而且“趙家的狗”也確乎有些特別。反過來，狂人呆在黑屋想知道月亮圓沒圓，只須看看“趙家的狗”的“眼睛”，或者聽聽它發出怎樣的叫聲就行了。比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

《隨筆》2012年第3期

魯迅顯然研究了“趙家的狗”與月圓之間的社會學關系，并且還研究了它與洋名叫“海乙那”（英語hyena）的鬣狗之間的差別和血緣:“記得什么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吃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咽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著地，豈能瞞得過我。”

魯迅的結論恰恰與馬克思相反:“趙家的狗”與野性的鬣狗之間的差別微乎其微。更可怕的是，趙莊的“搬運夫”與狗的差別也越來越小了:“大門外立著一伙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著;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著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由此看來，在宗法制和獨權制的社會土壤里，不僅難以冒出耐高壓的哲學家，即便從康德和馬克思的故鄉空運來幾個哲學家，也會被“逆淘汰”掉，即哲學家被搬運夫淘汰，搬運夫又被趙貴翁們淘汰，最終趙貴翁們會被“趙家的狗”淘汰。如果不研究“趙家的狗”的狗性結構和繁衍方式，便談不上讀懂《狂人日記》，以及何以要“痛打落水狗”了。

三

在中國，家狗大都是有姓氏的，常稱之為“趙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等等。“愛屋及烏”這個成語，翻成英語便是“love me，love my dog”。問題是，中國人從來都不愛烏鴉，烏鴉歷來被視為兇兆。當然，“愛屋及狗”是可能的，但這要看狗主人是誰。狗與主子家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狗身上自然打上了階級的標簽。由此可見，純粹的野狗是很少的，大部分野狗原本是“趙家”“李家”或“朱家”的“看門狗”，后來被主人拋棄了，因此才成為“喪家狗”。它們流浪在外面，乞求舊主人回心轉意，同時也期待新主人早點收留它。因此，這些野狗從來不具有野性，也暫時失去了“家性”，因而更加暴戾和孱弱。

記得父親下放青陽農村那年，一次被村莊里的一只狗咬傷。父親說那只狗蜷曲在門口，一聲不吠，待他走過去后，猛沖上來就是一口。堂兄要找狗主人討個說法。父親搖搖頭說，算了吧，那是老貧農家的狗。自此我才注意到狗與狗是不同的，開始留意哪條狗是老貧農家的，哪條狗是地主富農家的。后來讀王小波小說《黃金時代》，發現王二也有類似遭遇：

春天里，隊長說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過頭來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從此后他總給我小鞋穿。我想證明我自己的清白無辜，只有以下三個途徑：

1.隊長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該母狗天生沒有左眼；3.我是無手之人，不能持槍射擊。

結果是三條一條也不成立。隊長家確有一棕色母狗，該母狗的左眼確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槍射擊，而且槍法極精。

在流氓型時代，一只羊想證明自己清白無辜是不可能的。而愈是想證明便愈顯現出種種荒誕來。這是小說的深刻處。有人認為流氓型社會里只有狼和羊。其實不然。狼實施專制（或名曰專政），對羊擁有生殺予奪之無上權威，羊只有等死的份，下跪乞求的份，被吃的份。但如果沒有狗，狼的專制就不那么順遂、牢靠了。瞿秋白在《狗道主義》一文中這樣形容它：“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見著叫化子拼命的咬，見著財神老爺忠順的搖尾巴——仿佛還可以叫主人稱贊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義，那就是說：對著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馴服得像小綿羊一樣。'”秋白先生似乎忘了，狗遇見羊便成了狼，遇見狼便成了羊。羊要進階到狼的隊列中去，第一步必須設法成為狗仔。流氓型社會得以維持的秘密，不在于那幾只狼擁有無上權威，而在于為數龐大的“趙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在于將羊轉化為狗的“進化”機制。狗群的存在不僅讓羊的反抗（如果有的話）遭到瓦解，而且使羊們朝著成為狗的方向變異。當流氓型社會達到狗群即羊群的程度，它的穩定性往往最好，延續的時間也最長。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可謂一針見血。所謂狗的運動，專指民國后各派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陳獨秀追問道：“民國十二年中，傷亡的下級軍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們為什么而戰?為什么而死傷?不用說是為少數軍閥私人的利益與地位而戰而死傷。”（《北京政變與軍人》）這些兵是由軍閥雇傭的土匪及各種無業游民構成，他們甘心充當狗群供主子驅遣以換取一點殘羹冷炙。然而，像群狗爭骨頭的豈止是軍閥們手下的兵士們，更有一大幫閑文人。他們的結局似乎比那些兵士要好，但卻更可悲更齷齪。

四

問題是，“人的運動”非但沒有“轟散”那些“狗的運動”，而且“狗的運動”遠比“人的運動”要浩大得多。究其因在于：其一，有許多幫閑文人從旁協助“狗的運動”。他們在一邊幫腔、喝彩、放冷箭、攪渾水。在流氓型的文化傳統里，一直深植著怎樣做知識的狗，進而憑知識謀取“看門”之狗位的結構功能。知識和真理本來是打狗棍，但現在卻成了“看門狗”進攻的吠液和利齒。知識者（區別于“知識分子”這一神圣稱呼）所依附的狗主可以是權勢、派系或金錢，他們一聽見吆喝、怒斥或者狗鏈抖動，就知道該朝什么方向狂吠、搖尾或齜牙咧嘴。其二，犬儒主義盛行使“人的運動”式微，并帶有一股“儒犬”氣息，于是“狗的運動”更加狗勢浩大。其三，“人的運動”越來越成為招牌，成為掛羊頭賣狗肉的“運動”，其實質是將人奴化為狗的運動。陳獨秀后來也被這種“人的運動”所淹沒——最早是共產國際讓他做聽話的狗，后來他不服從了，于是就把他搞臭，直至用打狗棍驅逐之。出獄后各方勢力紛紛用高官、利誘、設套、威逼讓他做“狗”，均遭到他嚴辭拒絕。

在布滿兇險漩渦的急流里，一個革命者、一個知識分子，想做一個獨立的人是很難的。權力一旦與知識、主義合謀，自立和自由就難有立錐之地。陳獨秀晚年看到畢生發動的“人的運動”近乎虛妄，而“狗的運動”仍喧囂不已，于是陷入痛苦的思考:“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并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么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1940）蘇俄所謂的“人的運動”，其實也只是“狗的運動”的變種而已。他從蘇俄的現狀悲哀地看到了中國可能的未來。

五

狗間與人間的交錯、互映，無疑使人狗之間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以人喻狗，以狗指人，這類文化隱喻幾乎俯拾即是，譬如狗盜雞鳴、狗吠非主、狗吠狼心、狗茍蠅營、狗急跳墻、狗尾續貂、狗血淋頭、狗血噴頭、藏弓烹狗、狗仗人勢、狗彘不若、狗眼看人低、狐朋狗黨，等等。劉邦滅掉項羽后，將手下幾位功臣稱作“功狗”，理由很簡單，他們如同獵狗一樣在“獵人”指令下包抄獵物。成吉思汗也如法炮制，稱手下最勇猛善戰的四名將領——忽必烈、哲別、折里麥、速不臺——為“四狗”。

到了現代社會，將狗稱作“功人”的，齊奧塞斯庫算是登峰造極。齊奧塞斯庫有一愛犬名“考布”，周圍的高官皆尊稱為“考布同志”，齊奧塞斯庫嫌此稱呼太平民化了，于是鄭重給愛犬授銜，“考布同志”搖身一變成了“考布上校”，前無古“狗”地開創了“狗官”的歷史。“考布上校”配有豪華別墅和專車，有秘密警察充當保鏢，保健醫生更是日夜照料，據“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憶:“秘密警察告訴我們永遠不要喂狗。有專門醫生檢查狗食（一種從英國進口的肉）。只有醫生嘗過后，肉才能喂狗。”羅國駐倫敦大使肩負的重任之一，便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采購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運回國……而此時，羅國人民正在凌晨的寒風中排著長隊購物——不過，這些食品“考布上校”是不屑一顧的。

這就是羅國的狗權與人權的關系。當然，這不能怪“考布同志”，甚至還得表揚它。畢竟在現代政治版圖上，它人模狗樣地溝通了人間與狗間的關系。有一個插曲耐人尋味。有一次，“考布上校”陪同羅國總統視察布蘭科溫斯克醫院時，與幾只捍衛“貓權”的貓發生了沖突。貓們根本不認識什么“考布上校”，因此上來便一陣亂咬。“考布上校”且戰且退，但鼻子還是被咬傷?？偨y大怒，憤然離去。這家醫院處于新建“社會主義勝利大街”的拆遷范圍，盡管羅國百姓強烈希望保留這家醫院，但結果可想而知。院長非常后悔，竟疏忽對貓們洗腦了，老鼠不認識不要緊，“考布上校”能不認識嗎？

查一查“考布”的出身，就知道它來自大西洋上的紐芬蘭島，是一種用于拉漁網和做搬運工的拉布拉多獵犬。果然有來歷。馬克思太小瞧“搬運夫”了，竟忘記“搬運夫與獵狗的差別”。巧合的是，這條黑色帶白斑的拉布拉多獵犬，是19世紀傳入英國的，其時馬克思正流亡英國，他想必見過這種狗。盡管未引起他的重視，但一百年后英國自由黨領袖戴維·斯蒂爾，將它作為禮物送給馬克思在東歐的“傳人”，倒是頗有意味的。他的名言應該改為：“搬運夫和上校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

若干年后，齊奧塞斯庫未經任何法律程序，竟“像野狗一樣被處死”（羅國百姓語）。這同樣是粗暴的獸性行為。在顛覆者與被顛覆者之間，他們的人性和人權的水平從來沒有高于“考布上校”。

六

狗間與人間的糾纏，往往呈現于不起眼的隱裂與對峙，諸如“狗的運動”與“人的運動”。又比如“狗食文化”和“食狗文化”。國人一方面與狗親昵，視狗為親密伙伴，一方面又棄狗虐犬，狂嚼狗肉。在全球化時代，這種“食狗文化”遭遇倫理的困境，以此凸現的雙重人格終究是“紙包不住火”了。

不過，“食狗文化”的歷史恐怕要遠遠古老于“狗食文化”。但也不盡然。孟子在《寡人之于國也》指責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一般而言，“狗彘食人食”的“狗食文化”是統治者造成的。而“食狗文化”或起因于“人食狗彘食”，以致“涂有餓莩”而吃狗，甚至吃人?！蛾套哟呵铩分杏?ldquo;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當時一般百姓不可能享有這等待遇，因此晏子警告道：“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人與狗的強烈對比折射了當時社會的不公與兩極分化。

這種人不如狗的現象，在所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都會出現。富家一年狗糧遠超貧困地區一家人的口糧。至于人給狗當保姆，也比比皆是。孟京輝執導的當代喜劇《兩條狗的生活意見》，表現的是兩條鄉村的狗，因吃了狗罐頭而喚醒了入城的夢想，于是成了大都市里背井離鄉的異鄉狗，流浪在燈紅酒綠、遍布歧視的城市，它們努力過，拼搏過，痛苦過，彷徨過，遍嘗戀愛、失戀、發達、沒落、名利、財富、墮落的滋味。因此，這兩只狗對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意見，諸如對真虎假虎有意見，對三鹿牛奶有意見，對金融危機有意見，對布什和奧巴馬有意見，對山寨生活和俯臥撐有意見，對索馬里海盜有意見，對女秘書和男老板有意見，對貧窮有意見，對暴發有意見，對饑餓和減肥有意見。但它們的意見不可能有人傾聽，于是它們決定告別地球，出走太空。

幾年前，一批中國偷渡客（254名福建人）擁進加拿大后令當地人憤怒不堪，他們罵偷渡客“根本不值得同情”，《維多利亞殖民者時報》直接用了這樣侮辱性的小標題：“回家去!”“搭飛機、乘船都可以，只要滾就好”。極富諷刺意味的是，一只隨偷渡而來的母狗卻受到加拿大人的同情與愛憐，并在媒體上掀起一陣認養風，無數居民表示要收養它，動物之家還為它取名“微風”，意謂從海上“乘風”而來。如此看來，這幫人權主義者也是“狗眼看人低”了。

七

有關狗的喻譬構成了不同的文化鏡像，它是另一種狗間。在古希臘，哲學家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堅持內心的道德準則，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摒棄奢侈、習俗和快感的追求，寧愿住在一個桶里，或者提著一個燈籠游走，以討飯為生，聲稱“要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有人譏笑他活得像條狗，他報以微笑。有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問他想要什么恩賜。住在桶里的狄奧根尼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無獨有偶。在中國，孔子當年曾被鄭國人視為“累累若喪家之狗”。窮困至極的孔子面對鄙視和貶稱坦然處之，說道:“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后人據此認為孔子認同這種貶稱，有人甚至以《喪家狗》為書名，概括孔子浪跡列國的一生，這顯然是一大誤判。其時孔子正處“耳順之年”，這種貶損與他周游列國幾次被困幾度命危相比，顯然是小巫見大巫?？鬃訉俟?，是性情中人，他好激動，愛抱打不平。但他的答語中不難讀出一種無奈、反嘲的意味?？鬃觾刃谋囟ㄊ撬岢捅瘺龅??？鬃釉居袊屑?，更有精神家園，促使他“喪家”而浪跡列國的，正是一種宣道、濟民、救世之精神。倘若孔子勃然大怒，痛加駁斥，恐怕他早就“者易折”了。列國拒絕孔子表明，他的獨立思想和治國理念不合統治者的胃口。在他們眼里，這條“喪家狗”是不能留作“看門”的。

不過，鄭國人此種斥責堪稱“國罵”，頗具普遍性：所有高呼緊跟時代腳步的人，都對過去、傳統、舊事物抱有天然的敵意。你一個孔老二，思想跟不上新時代新事物，還妄想修補禮樂崩壞之舊天，不是“累累若喪家之狗”是什么呢?那些竭力挽救沒落的舊事物，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落伍者”，不是“累累若喪家之狗”又是什么呢？

在十月革命的大裂變中，勃洛克在歌謠體長詩《十二個》中，反復將“舊世紀”“舊世界”比做“餓狗”是不奇怪的。對狂熱的革命而言，與過去的一切決裂，被視作天經地義。“一個資本家站在十字路口，/把鼻子藏進衣領。/一條癩皮狗蜷縮在他旁邊，/翹起尾巴，渾身僵硬。/資本家無聲地站著，/像一個問號，一條餓狗。/舊世界仿佛喪家犬，/翹著尾巴，站在他身后。”（第九節）又如：“──別跟著我，癩皮狗，/不然我要用刺刀把你刺穿!/舊世界啊，你這喪家犬，/毀滅吧──我要把你推翻！”（第十二節）為表達仇恨、鄙視與貶斥，作者幾乎將有關“狗”的喻體一網打盡了。

問題是，我們腳下的根性之物大都是“舊的”，基本的人文理念也大都是“陳的”。“舊世紀”“舊社會”或“舊事物”，在許多時候并非如別人描繪得那么糟糕，甚至在不少方面為“新世紀”“新社會”或“新事物”所不及。例如法國大革命后雅各賓專政五百零二天，共處決兩千六百三十二人，平均每天處決人數超過五人，遠遠超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在俄國，僅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處決的人數，竟是沙皇三十年的一千六百倍，平均每月處決人數是帝俄最殘忍年代的六十倍。進化論時間模式是專制權力最喜歡的意識形態詭計，它以“新”為標簽，以不斷翻新制造“革命”成果，從而確立和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

勃洛克目擊革命后的慘象感到困惑不已，“街上刮著風……人們挨著餓絞刑架上吊著人；全國到處是‘反動'；活在俄國實在難，忍凍挨餓，啼饑號寒”，于是他說出了他的預言：“……他們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為灰燼”，“所有這些都預兆著一場毀滅——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毀掉這一切。”

結果，罵狄奧根尼是“犬儒”的人，大都是利欲熏心之“儒犬”；即便是他的后學，也把“犬儒”這個詞，巧妙地整容成人模狗樣的。而罵孔子是“喪家狗”的鄭人，大都是“看門狗”，或者希望做穩“看門狗”。因此中西歷史有了一個共振點，即如何把“犬儒”變成“儒犬”，如何使“喪家狗”成為“看門狗”。這不僅是一種閹割技術，而且是文化醬坊里的一種特殊機制。

二○一一年十二月于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