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責任：尚在路上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高鶯
如果從1999年殼牌中國發布國內首份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算起，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事業才僅僅13周歲，還是一個尚未學成的學生，而金融行業則起步更晚。
    到2006年，中國仍僅有23家企業發布責任報告，其中就有唯一一家金融機構——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正是這家中國本土銀行，于當年開啟了中國銀行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歷史進程。
    而在全球，自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東南亞金融危機開始，利益相關者們就已深刻認識到金融行業責任意識的關系重大。因此，包括荷蘭、渣打、匯豐等在內的國際著名銀行都在2001年發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比中國的商業銀行整整早了5年。2003年，第一版赤道準則在華盛頓正式推出，成為國際項目融資的新標準。但直到2008年，興業銀行才成為國內首家且至今仍是唯一一家，承諾采納該原則的中國本土商業銀行。
    上海浦發銀行在2006年發布的那份報告，研究者們更多的也只是肯定其先行性，而非其內容本身。研究者指出，以環境方面為例，該報告中所披露的更多集中在對環境保護的信貸扶持方面，對氣候變化、碳中和、清潔技術等全球環境問題則較少關注，更為關鍵的是，在具體數據的透明度還遠不能與當時的其他國際銀行相比。
    到了2011年，在各大銀行責任報告，以及銀行業協會的行業報告中，仍然都過多強調銀行在履行經濟責任的同時，帶來了環境和公益方面的積極社會效應，而對其中國家宏觀指導所起的作用，與銀行自身的規劃行動之間的界限則被有意無意地一筆帶過，模糊了責任行為不同維度的邊際，造成了一些監督和反省的盲區。
    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認為，金融企業在構建及反省自身責任管理體系時，仍需遵照經濟責任、產品服務、員工權益、環境責任、慈善公益和信息披露六個維度，并不應該與其他行業有所區別和不同。
綠色信貸正反之辯
    自2007年，綠色信貸被環保部（時為環?？偩郑?、人民銀行、銀監會三大部門聯合推出后，就一直牢牢占據著各大銀行年度責任報告的核心部分，作為國內的“赤道原則”，綠色信貸被推崇為銀行業履行經濟責任和環境責任的雙贏之舉。
    其具體措施包括對污染企業和項目限制貸款額度收取高額貸款利息甚至退出支持、轉向對環境友好產業和項目積極提供貸款支持等。
    截至2011年末，僅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等6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方面的貸款余額已逾1.9萬億元。
然而，來自第三方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商業銀行機構在綠色信貸方面的作為，遠未像它們自身宣稱的那么光鮮。
    一家名為“綠色流域”（全稱云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的環境組織，自2009年以來，每年持續聯合其他民間組織，對銀行的環境責任表現進行第三方評估。2012年4月，綠色流域選擇在世界環境日發布了《中國銀行業環境記錄（2011）》。
    這份報告指出，銀行業的“兩高”貸款歷年來實際上并未有明顯減少——“許多銀行對其在‘兩高’行業的不良率進行了披露，但在很多情況下，‘兩高’貸款將社會成本外化，反而成為優良貸款，其對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并沒有因此減弱。”在另外一些情況中，“兩高”貸款的占比有所下降，但總額卻并未減少。
    更為核心的問題則在于，綠色信貸目前并沒有全社會公認的定義，甚至沒有金融行業內的標準。國家對“兩高”行業沒有統一的分類標準和統計口徑，各個銀行在具體操作中主要靠自己的理解，來進行判斷；而對于“綠色”行業也沒有明確的定義，譬如核能和大型水電，在國際上仍然存在爭議，在國內則基本歸入綠色范疇。
而從各大銀行歷年的責任報告中可以看出，盡管銀行自身也不斷地在對綠色信用評估體系進行完善，但仍缺乏更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應該說這不是金融行業內能解決的問題。”一位從業人員說。
小微企業貸款亟待改革
    與“綠色信貸”一樣，中小微企業貸款也是各大銀行責任報告中著意突出的內容，將其作為履行經濟責任和公益責任的結合典范。
    銀行業積極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綠色通道，重點關注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部分銀行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信貸工廠”，為中小微企業專門設立信貸審批流程，加快業務辦理效率。此外，一些商業銀行還建立起中期周轉貸款、循環貸款、貿易融資、經營型物業貸款、標準廠房按揭貸款等一系列專屬融資產品體系。根據銀監會數據顯示，2011年銀行業小企業貸款余額達到10.8萬億元，同比增長25.8%。
    而來自全國工商聯的數據顯示，中國規模以下企業中有90％的企業沒有和銀行發生過任何借貸關系，而微小企業中95％沒有和銀行發生過任何借貸關系。類似“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媒體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在為媒體撰文中指出，銀行業對中小微企業貸款扶持效果不夠理想的原因在于金融定價機制紊亂導致對中小企業金融支持不足，以及銀行傳統的抵押信貸方式導致對輕資產的小微企業支持不足。
如果將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理解為中國商業銀行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內容的話，那么從反饋中可以看出，這部分的責任履行還遠遠沒有跟上社會的需求。
    比較中國商業銀行的此類數據可以看出，民生銀行是佼佼者，其定位于“小微企業銀行”，從商貸通到小微金融2.0，計劃三年時間建立100家－150家專業支行，如服裝、翡翠、水產、石材、茶葉等特色行業，采取逐步提高保證、信用等非抵押方式在貸款結構中的比重等措施。截至2011年底，民生銀行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已經達到2400億元，貸款戶達到14萬戶，支持了150萬人的就業，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種了68萬棵樹
    比起綠色信貸和中小微企業服務這樣責任邊界相對模糊的領域，國內銀行業在自身綠色運營方面則有著更大更清晰的成就，主要是由日漸完善的電子銀行業務帶來的。
    有統計稱，以上海目前800萬戶家庭計，每月要耗費4400萬份紙質賬單，一年要耗費5.2億份，一個家庭一個月平均5.5份賬單。意即僅上海每年的紙質賬單就要消耗20萬棵大樹，其中絕大部分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帶來的。
    來自工商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該行網上銀行企業客戶數達到250萬左右，如果按照每家企業每月節省紙張1公斤計算，那么這些客戶全年可以節省紙張約34,000噸，相當于種植68萬棵樹，減少了約8400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通常并沒有認識到的是，電子銀行節省的并不僅僅是紙張，當人們可以通過網絡直接辦理眾多金融業務時，也直接避免了大量車輛的尾氣排放。
    經過短短幾年時間，中國銀行機構的電子銀行業務發展迅速，除了只有小部分城商行之外，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電子銀行交易量早已超過柜臺業務。
    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銀行業電子銀行交易達629.2億筆，交易金額719.76萬億元；全行業離柜業務率達到50.54％，較上年增加5.52個百分點。這筆數額的背后，則是銀行業為履行環境責任的最直接體現。
改善服務是低級要求
    2012年7月10日，J.D.Power亞太公司發布了2012年中國零售銀行客戶滿意度調查報告，稱由于問題解決和收費方面的客戶體驗顯著提升，中國零售銀行取得了較2011年更高的整體客戶滿意度得分。
    該機構在去年7月12日發布的調查報告中稱中國零售銀行服務的客戶滿意度顯著下降。對于一年后的滿意度上升，J.D.Power亞太公司金融服務高級經理鄒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主要是“去年銀行業監管機構宣布取消34項銀行服務收費；同時，銀行業更多地提供了公開和透明的收費標準。”

    這項調查報告涉及在中國開展業務的24家主要銀行，對16個城市的6,651名零售銀行客戶進行了調查，數據收集工作在2012年4月至5月進行。
    根據江蘇省2011年底的一項公眾對于服務行業的滿意度調查顯示，銀行業得分只有70分左右，依然較低。公眾對銀行服務的意見仍集中在：等候時間長、服務窗口少、手續煩瑣、ATM機故障、投訴處理機制不合理、用戶信息保障不得力等方面。
    在6月19日舉行的《2011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布會上，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公布稱，2011年銀行業拓寬服務渠道，加快網點建設；在金融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的創新上，也取得了進步。
    但楊再平也同時承認，商業銀行在滿足消費者與日俱增的需求上還存在眾多差距，改善客戶服務，銀行業確實還只是在路上。
為富不仁？
    民生銀行行長洪崎在2011年12月1日舉辦的“2011環球企業家高峰論壇”上曾說，整個銀行業這些年數字確實非常靚麗，企業的資金需求、經營壓力很大，中國銀行業一枝獨秀、利潤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點為富不仁的感覺，企業利潤那么低，銀行利潤那么高，所以我們有時候利潤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當然，民眾對“不正當利潤”、“暴利”和“為富不仁”的議論，并不始于洪崎這番話，而是早已縈繞多時。對此巴曙松曾從扶持中小微企業的角度有過辯解：“要看到銀行在向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中承擔的風險，以及逐步擯棄抵押品信貸轉為信用信貸中識別和管理風險付出的成本。”
    他還進一步告誡說：“如果僅僅盯住銀行的利潤，強制運用行政手段拉低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那么對于銀行來說理性的選擇顯然是選擇安全邊際更高的大型企業，小微企業則不得不轉向成本更加高昂的民間借貸資金，實際上成為違背風險定價規律成本的最終承擔者。”
    事實上，銀行業以公益行為來自證責任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以工商銀行為例，2008年公益投入接近一個億，2010年為6252萬元，2011年為3920萬元。同時，有超過六萬名工行員工參與了各種志愿者行動，受助人群超過17萬。
    而在國外，則有了更為前衛的榜樣。2002年，英國成立了國內第一家非贏利性銀行。成立之初，該行表示只要能爭取到英國所有銀行或儲蓄帳戶存款中的0.2%，它就向慈善組織提供10億多英鎊的貸款。儲戶可以選擇要求2%的利息，也可以將利息贈予慈善銀行或他們選擇的慈善組織。
    在日本，過去的十年間也成立了二十多家非營利性銀行，但在中國這似乎還很遙遠。中國公益組織孵化器恩派（NPI）的負責人呂朝曾赴日考察，直至今日仍然認為中國現行的金融環境，容不下一家未來銀行。（詳情見南方周末2011年9月24日報道《把錢投在“希望見到的未來”》）
信息披露觀念惹的禍？
    在“綠色流域”的調查評價中，銀行對自身環境行為的主動披露，以及對公眾問責的回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直接影響著最后的排名。深圳發展銀行從去年的14位上升到第4位，是所有銀行中進步最突出的一個，根據調查方的解釋，正是因為深發展改進了以前零披露零回應的態度。
    而在披露情況相似的銀行中，調查方則對那些細節披露更為完整的銀行傾斜更多，比如中國農業銀行由于對“兩高”貸款及能耗數據披露較少，直接導致了本年度排名靠后。
    由于銀行業的特殊性，很多相關數據和資料是第三方機構無法獲知的，除了產品和服務滿意度能夠進行公開調查統計外，其他很多方面難以展開分析研究。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的利益相關者模型分析中，不夠主動、全面的信息披露，會影響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既有責任行為披露的采信度。
    因此，在綠色信貸中由于對退出“兩高一剩”行業情況披露不夠充分，而導致公眾對綠色項目扶持不予信任；在公益投入中，對捐贈去向，以及所投入項目可持續發展情況披露不夠充分，也將讓公眾“為富不仁”的印象難以磨滅。
    在GRI的披露指南為人所熟知以后，各大銀行的責任報告后面基本上都會附有G3體系說明，但加以對照就會發現，事實上銀行在具體的披露過程中，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或者易行的指標，而很少嚴格地執行。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對負面數據披露幾乎沒有。
    在社會責任披露體系中，對負面行為的披露是讓利益相關者采信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一份平衡客觀報告的基本要求。當一份責任報告里披露產品與服務的部分，沒有任何投訴和糾紛記錄時，利益相關者當然可以認為，其中正面的披露全都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