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浙大簡的真偽——答邢文先生

編者按：2008年3月，北京大學羅新教授在本報撰文，談到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面臨的一個學術倫理問題：面對盜掘而來的文物，要不要買？買，從某種程度上鼓勵了盜掘；不買，文物可能會散失，從而發生不可逆轉的損壞。羅教授的文章指出了這一困境，遺憾的是，并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從實踐來看，近年有些機構往往以某種變通的方式收藏盜掘的文物。由于這些文物非經科學發掘而得，割裂了出土地的信息，鑒定起來，難度很大，往往引起議論。2008年清華大學收藏戰國簡，即是一例。最近整理公布的浙江大學所藏戰國簡，也引起了同樣的議論。浙江大學曹錦炎教授的這篇文章，再次談到了羅新教授所關切的鑒定的方法問題與學術倫理問題。我們發表這篇文章，旨在提倡學術爭鳴，引起讀者對此一困境的關注，非欲對浙大簡的真偽有所斷言，敬希亮察。

2012年5月28日與6月4日，《光明日報》“國學版”分兩次刊載了邢文先生對浙江大學所藏戰國簡的評論。在這約萬字的長文中，邢先生以他盡知戰國竹書的自信，稱浙大簡的形制與內容，因不合他本人所知，故其簡為偽；繼以對浙大簡科學檢測結果的輕視與曲解，稱北大等機構的檢測，無一可信，故其簡為偽；終而稱浙大簡的書法，無一筆符合他所理解的戰國書法美學、王羲之的書法美學、以及——或尤其是——宋元后的書法美學，故其簡為偽。以如此虛驕、粗陋、毫無歷史感的方式，下如此嚴重的判決，借邢先生本人的話講，亦可謂“斯文掃地”。

針對邢先生的文章，我在6月18日做了回應。對其文中不及專業水平的錯誤——如以不知為知，輕視科學檢測，或以魏晉后的書法衡量戰國書法等，我原想他文章發表后，會自羞其陋。故我的回應，便集中于浙大簡的文本內容；以為由其文義深合戰國文看，浙大簡或不偽。但6月25日，邢先生又刊出一文，自詡前面的文章，已“從形制、內容、鑒定到書法章法、結字、筆法”，對浙大簡做了“全面辯偽”，斥我“書券三紙，卻未及浙大簡真偽之辨”。既如此，以下就邢先生的兩文略作一答復。

公平地講，倘若略知一點文物鑒定的常識，稍減其全知的虛驕，粗讀一讀浙大簡的檢測報告，或略能意識到以后來的書法衡量戰國書法是可笑的，——用不著全部，邢先生但凡做到這其中的一條，他或能寫出一篇薄有可觀的文章。因他的文章，已涉及了簡牘領域最棘手、也最敏感的難題：對非經科學發掘的簡牘，我們如何鑒定其真偽。這一難題，不僅困擾著我服務的浙江大學，也困擾著收藏同類簡牘的所有機構，如上海博物館、北京大學、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及邢先生曾參與其藏簡研究的清華大學。因此，這問題倘得以深入而廣泛的討論，其意義當不止于浙大藏簡的真偽，對整個領域的健康發展，也將起到有益的作用。

物質性證據

對非經科學發掘的文物，我們首先要問的，自然是真偽。對竹簡而言，其真偽的信息，又見于兩種證據：物質性證據，與非物質性證據。所謂“物質性證據”，我指竹簡因化學反應而起的變化，如飽水性，竹簡表面與纖維特征，墨的滲痕，以及碳14數據等。由于化學反應都需要“過程”，故依據對過程長短的推斷，我們便可推知竹書制作的年代。所謂“非物質性證據”，則指竹書制作者的行為之后果，如竹簡形制、書寫內容、所用書體、風格等。由于人的行為，在不同時代有特定的模式；依據對這模式的認知，我們便可從另一角度，去推斷竹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