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須著手“釣魚島事變”的預防外交

如果日本認為中國的對日外交只是隔空喊話，其冒險性就會越發受到鼓舞；而一旦發生了片面改變現狀的“釣魚島事變”，中國最終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

“政治經濟分離”的路線圖事實上暗伏著“圖窮匕現”的陷阱，不能再走下去了。

中日關系進入“不惑之年”！日本首相來訪是新年的“好兆頭”！以邦交正?；?0周年為“契機”！──2011年年底，有著“日中交流之子”佳話的野田首相訪華，給中國媒體帶來了連篇累牘的“友好合作”遐想。

然而，2012年中日關系展開卻一如既往地掃興：1月初，沖繩縣地方議員登上釣魚島；2月，“友好城市”名古屋市長高談“南京大屠殺烏有論”，再次“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4月，東京都知事推出“購買”釣魚島計劃，并設置民間募捐等行動組織體制，謀求從“實際控制”到“實際占領”的事實主權；5月底6月初，一起“莫須有”的“中國外交官間諜嫌疑案”又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本來已經政治摩擦不斷的中日關系更被籠罩了惶恐不安的丑聞語境。如此，“友好合作”無異于夢幻，盡管中國的紀念史學、紀念政治學傳統很執著，但為中日邦交正?；?0周年而燕舞鶯歌的沖動已被“折騰”得很不堪了。

什么是中日關系的真問題

就目前為止的事態而言，這種面子意義的挫折，或許正是中國嚴肅反思對日外交、整理中日關系“真問題”的機會。事實上，那些“不惑”、“兆頭”之類的文學風雅頌，攪亂了對中日關系真相的嚴肅社會科學思考。既然邦交正?；?0年的中日關系仍不能脫出“周期性惡化”的陷阱，既然小泉純一郎首相時代已創下全任期連續參拜靖國神社而使抗議無趣無效的記錄，既然民主黨政權敢在釣魚島海域逮捕中國漁民并啟動國內司法程序，既然日本推動的“同盟深化”、拉攏的國際聯合都指向“中國威脅”——這種蔑視與敵視望之儼然的狀態下，能有怎樣的“友好合作”呢？

或許有論者說，5月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決定年內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6月開始人民幣和日元直接交易——這不是友好合作嗎？其實，這是日本一貫的“政治經濟分離”外交策略；如果對此發生誤解，可能是由于欠缺歷史知識和對民族國家缺乏認知造成的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