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所依】“社保制度改革需要一個嚴密的頂層設計”——訪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

社會保障制度如果缺乏公平性，不僅無法成為社會穩定器，反而是社會的火藥桶。

“全盤接收蘇聯模式”

南方周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的養老制度沿襲了蘇聯模式，在那個時間點上，可以有其他選擇么？

鄭秉文：當時我們的制度是一張白紙，理論上講可選擇的范圍很廣。1950年代初，西方福利國家初步建成。這個制度戰后拯救了資本主義世界，當時是這個制度的鼎盛時期，但是，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還由于經濟條件等原因，當時我們跟著“老大哥”學順理成章，包括養老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毫無疑問是全盤接收蘇聯模式。

南方周末：當時西方國家流行的養老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在哪里？

鄭秉文：當時風靡西方世界的養老模式主要就一個，即社會統籌雇主和雇員的繳費，工作一代養活退休一代的現收現付型養老模式，歐美都是這個模式，當時還沒有出現類似我們現在這種個人賬戶的模式。

我們沿襲的蘇聯模式雖然也是現收現付型，但主要區別在于，我們雇員是不繳費的，由雇主單方面繳費，而雇主主要就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又是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品，等于是國家間接兜底，所以說到底，這是一種“企業/國家保險”模式，而不是西方的社會保險模式。

另外，我們的養老體系是從上到下由工會系統來運作，表面上有點像西歐國家工會和雇主雙方協商的模式（當時美國的養老體系是由行政機關來運作），但西歐的工會是獨立的，社保制度是自治模式的，我們的制度雖然表面上是工會管理，但實質還是國家。

南方周末：如果沒有“文革”的破壞和倒退，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養老制度本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