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馮友蘭：哲學斗爭的個人掙扎史

一

細觀北大哲學系1949年后的思想斗爭歷程，就可看出馮友蘭始終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出場角色、屢批屢不倒的奇特人物，幾十年來不知被扣了多少頂“反動”帽子，幾番陷入落魄、無援的境地，卻還能誠懇檢討之余一再反批評、再三與人“商榷”。最高領導人與各個時期的文教主政者有時又待他如上賓，基層執行者囿于統戰政策又時而敬畏，令他在嚴酷的政治運動之后不時游離、逃脫，但是他的人生整體狀態還是呈現不堪、悲愴的底色。

五十年代初期馮友蘭對政治性事件的表態還是相當隨意和大膽，但多少又帶有一點自省之意，無形中又增添一層保護色彩。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方先后舉辦多種悼念儀式，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就表示不愿戴黑紗，馮友蘭卻巧妙地提出一點異議：“如果在過去我就會想，好像鄰居死了家長，為什么要將靈堂設在我們堂屋里呢?不過現在我不這樣想，知道這想法不對。”（見1953年3月25日市高校黨委《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群眾中的一些思想問題》）

經歷學校“三反”運動的激烈沖擊后，馮友蘭對政治運動本能地滋生躲避和迎合，開始熱心參加學校民盟的學習活動，因其發言適宜，屢次被學校行政方面選為典型，參加全校心得座談會。1953年7月市高校黨委在一份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工作調研總結中表述道：“教授馮友蘭、任華聯系《實踐論》，批判個人在哲學思想上的唯心觀點，抽象概念和反動的思想立場均較深刻具體，會后一般反映甚好。”1953年1月高校黨委統戰部制訂半年工作計劃，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即是：“幫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馮友蘭等做一些檢討批判，幫助我黨團結改造他們。”轉年4月2日高校黨委統戰部總結民主黨派工作時稱：“那些我們有意識地（讓民主黨派）吸收進來的右翼分子，如馮友蘭、吳景超等，由于思想改造運動后，覺悟有所提高，大體上比較積極。”

1954年1月高校黨委統戰部對馮有一個內部定位，就是列入“力圖表現進步的中右”一類，在當時算是一個不錯的思想評價，能多少抵擋一點外界的襲擾：中右分子人數最少，他們自知在黨派內部地位處于劣勢，很想通過黨派多有表現的機會，好丟包袱摘帽子，躋于“統戰”之列。如馮友蘭、潘光旦等都力圖表現進步，主動檢討自己過去的反動學術思想（見高校黨委統戰部《關于北京市高等學校中民主黨派工作的報告》）。

五十年代初期，在市委、高校負責人的內部講話中，一涉及統戰工作，往往都會提及“馮友蘭”大名，沒有帶什么惡意。譬如市委宣傳部長楊述1953年10月在高校黨委干部會上作題為《高等學校中黨組織的任務》的報告，承認了馮的學術價值和長期斗爭的意義：“有些教師有學問，掌握不少資料，即掌握不少過去的文化遺產，我們讓他們教書研究對我們有好處，讓馮友蘭教哲學……讓他們教書并不是說他們已有馬列主義，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最終要靠他思想斗爭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