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對話

最近讀朋友送給我的書，有好幾本都跟教育有關，這里想談談程廣云、夏年喜所著《作為公民教育和對話教育的哲學教育》（以下簡稱《哲學教育》）和汪丁丁所著《教育是怎樣變得危險起來的》（以下簡稱《危險》）。前兩年我讀過汪丁丁另一本專論教育的書，《跨學科教育文集》（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年），相比之下，眼下這一本讀起來比較容易些，用作者序的題目說，是本“普通人寫給普通人”的書。

我沒研究過教育，但這一輩子，不是當學生就是當教師，對教育并不陌生，尤其深知教育之難。這些難處，很多來自現行教育體制，如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政治化。這些難處，這兩本書談得不少，別的著作文章也談得很多，我不重復了。撇開這些，教育的內在難處也不少。單從教育的效果來說吧。一個明顯的難處，教育是遠效的。造出兩輛自行車，哪輛好騎好看，幾乎立見分曉，即使有些一時不易判明的優劣，半年一年后就會得出究竟。教育的效果卻至少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用《危險》里的話說，教育“成功與否，只能從它所培養的學生在未來幾代人的時間里逐漸表現出來的后果得到評價”（24頁）。孩子學鋼琴利大于弊嗎？蔡元培小時候背古書，大些了覺得全無用處，成年后反過頭來看，幼時背誦的詩書存在腦子里，隨時可用，覺得小時候背書也蠻好。古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語道盡這難處。在我們這個本質上急功近利的時代，這難處自然愈發難了。今天很多遭人詬病的措施，例如分數至上，多與這個難處相連——教育的效果，只有考得的分數立見分曉。

人人都知道，考試成績最多只是教育效果的一個參考。的確，不管長效短效，我們用什么標準來判斷教育的效果，橫豎都是難事，尤其事涉人格和品德。造自行車的工人，大致知道什么樣的自行車是好的，可教師不一定知道什么樣的人是“好”的。該把學生教育成謙謙君子呢，還是該把他教育成職場上的兇悍競爭者？這個難處，如《危險》反復說到的，在傳統社會不那么顯著，在西方“穩態社會”也較輕些，關于何為善好，那時那地的標準比較穩定。而在我們這種“轉型社會”，方方面面變化很快，沒有一套明確穩定的價值標準，更讓“教出什么樣的人”成為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