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論“文革”思維

2008年，我寫了《論“大躍進思維”——中國大躍進五十年祭》，刊載在當年《隨筆》第3期上，頗得同仁好評。吉林散文家桑永海先生在文章中將“大躍進思維”當作了一種專門術語進行評述，并注明我為首創，深受鼓舞。因而擬再寫《論“文革”思維》，201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際推出。但是看來可能等不到那一年了，一是因為我已到望七之年，且犯過心臟病，四年之后能否在世，尚屬未知數。二是“文革”雖然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中央從政治上否定了，然而思想上的流毒遠未肅清，說不定什么時候，改頭換面，卷土重來，使中華民族又陷于大悲劇中，而且更難翻身。作為一名人文科學工作者和魯迅研究學者，特別是日漸稀少的親身經歷者，實在有責任從學術理論上對“文革”進行盡可能深刻的批判。

于是神差鬼使，不自主在電腦屏幕上打了《論“文革”思維》這個題目。

“文革”僅從政治上否定是不夠的，完全歸咎于個別領導人也是不全面的，必須從理論上深究一下這場大悲劇發生的原由。

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有思維，思維驅使人采取各種言行。為什么當年有那么多的人狂熱地投入到那場荒謬得近于瘋狂的運動呢？我認為，“文革”思維是導致錯誤的重要因素。

所謂“文革”思維有以下四點特征:

一、極端性

“文革”思維就是“極端思維”。愛走極端，一會兒在這個極端，一會兒又跳到另一個極端。凡事都往極處做，不知中和，不留余地，就是這種思維的顯著特征。

所謂“頂峰論”正是“文革”思維極端性的典型表現。林彪為了取悅毛澤東，說“高峰”不夠，一定要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頂峰”。從哲學上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達到“頂峰”，如稱之發展到了“頂峰”，也就凝固，不再可能發展了。而偏偏是這種違反一般哲學常識的錯誤論斷統治中國好幾年，誰要不同意，就立刻會被打成“反革命”。我在大學的一位同學就因之被迫害致死。

這種“極端思維”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對事往往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捺之入地。

對最高領袖和各種“紅”事，極端崇拜。當時稱領袖為“最敬愛”不夠，要尊為“最最最敬愛”。說的話正確不夠，要“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平時注意學習不夠，還須“早請示，晚匯報”，中午飯前朝領袖像敬禮，唱“語錄歌”，跳“忠字舞”。街上刷一條或幾條紅標語不夠，還要將所有的店面、房屋都刷成大紅色，造成“紅海洋”。

而對所謂的階級敵人呢？則是“斗倒斗臭”不夠，還要“踏上一萬只腳，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批斗時，不僅要低頭、彎腰，還要“坐飛機”?，F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坐飛機”了，就是兩個批斗者駕著被斗人的雙臂，一直扳到最上方，使被斗人頭頂垂地，做成噴氣式飛機的姿勢。而且每次到食堂吃飯，都須低頭認罪，唱“牛鬼歌”，交代自己的“罪行”，吃難以下咽的發霉變質的飯菜。這時人們的思維往往是極端和單向的，從來不轉轉彎子，進行一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自己處于被斗被打的境地，會是什么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受的痛苦，為什么要施于別人呢？然而，很少有人這樣去想。倘若這樣去想，有所表現，就會被批為資產階級“人性論”，被打入另冊，甚至落到被斗者同樣的下場。似乎不對被斗者施以極端手段，就不痛快，不過癮，不革命。

對古典文藝作品呢，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成封、資、修大毒草，圖書館全封了，不許借更不許看。“八億人只有八個樣板戲”，只能是“唱支山歌給黨聽”，大唱“革命歌曲”。

對“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則全部否定，公、檢、法和文化、教育等部門一律“砸爛”。干部多數被打倒，接受批斗、酷刑、勞改直到關進監獄，甚至含冤而死；知識分子不可信任，被當作“臭老九”送到工廠、農村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徹底改造。

總之，紅則紅得通紅、紅得發紫；黑則黑得透黑、黑得霉爛。無所不視其極，施其極，用其極，不達極處就不算“革命到底”。

魯迅有句名言：“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這種極端性的思維只能使人陷入“絕境”。因為世界上，極善極美或者極惡極丑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都是多種因素構成的。對任何事物都須進行分析，不可絕對肯定，也不可絕對否定。要學會分析，學會中和，學會拿捏事物的“度”。魯迅提出過“剜爛蘋果”的主張：“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就將爛處剜去，留下好的吃。因為“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準風月談·關于翻譯（下）》〕，只會處在“絕境”中不可自拔。“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1975年讓助手從《魯迅全集》中找“剜爛蘋果”的話，說明他后來也感到“極端思維”只能引人落入誤區，是錯誤的。不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思維習慣，就不可能從“絕境”解脫出來。

二、運動型

“文革”思維是運動型思維。一有事由兒，就非發動運動予以解決不可。美之曰群眾運動，林彪稱之為“天然合理”。工廠停工，農業停產，學生停課，以“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名義，強迫人人參加，不可消極，更不可抵觸。否則，就要受到群眾運動的猛烈沖擊，直至死于非命。

我認為“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表現。其實，群眾運動是天然不合理的。因為群眾多種多樣，魚龍混雜，各色人物都有，各種主張都存在，鬧不好必有人渾水摸魚，把事情攪糟。“文革”中的“群眾專政”就是例證。多數人的意見并不一定就是對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例如張志新、李九蓮等“文革”中的先烈，當時就看出這種瘋狂運動的荒謬，但處于極少數，只能被殘酷地殺害了?？梢哉f：無論什么樣的好事，一旦成為“群眾運動”，就必定變成壞事。譬如讀魯迅的書，研究魯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當作“群眾運動”來搞，全黨全民無人不讀魯迅、“研究”魯迅，就變成了壞事。當時的運動制造者出于一己私利將魯迅的“打落水狗”等斗爭詞語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加以抽象化，變成一種政治口號傳播給群眾，將魯迅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魯迅全貌的部分群眾，按照被扭曲的魯迅思想去行動，結果被教唆成了“打手”，以致使魯迅在群眾中產生了負面效應。像這樣好事變壞事的現象，在十年“文革”中不勝枚舉，比讀魯迅運動危害更大更嚴重的事情數也數不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有什么人大轟大嗡、大張旗鼓地搞起運動來，就應當對此人高度警惕了!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實事，往往是在無聲無息中靜悄悄地辦成的。真正的好干部，是低調、實干的;那種喜好張揚、大搞政績工程的人，絕不是為人民的，很可能倒是大撈私利的貪官。作為知識分子，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思考精神，不可“從眾”，更不可“媚俗”。

三、造反式

“文革”中流行最廣的一句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于是稍有不滿，就采取革命、造反行動。什么是革命呢？又會舉出一段“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既然如此，就須以暴烈的方式造反，像李逵那樣“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三閑集·流氓的變遷》）。這樣的“革命”和“造反”實在是“有罪”和“無理”的。任其泛濫，只能使人民遭災。

早在20世紀30年代，魯迅對革命就是有所分析的。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把“革命”分為兩種：一種是“要人活的”；另一種則是“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膳碌氖?，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對前一種革命，魯迅表示歡迎，并英勇參加；對后一種革命則堅決反對，不僅“告別”，而且予以嚴厲的批判。因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文革”號稱“革命”，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卻是一場“教人死”而非“教人活”的浩劫。更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像這樣的“革命”與“造反”，但愿不要在中國重演！

當然，目前中國問題很多，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貪污腐敗、黑惡泛濫、環境破壞等現象令人觸目驚心。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應該怎樣辦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嗎？不能的。倘若這樣做，只能使情況更糟！中國絕對不能亂！亂了將不堪收拾！倒楣的只能是老百姓。最要緊的是在中國建立真正嚴格、公平的法制，使我們能夠依照科學、理性的方式、沿著民主與法制的軌道，深化改革開放！改革應該是漸進式的，不可急躁、盲動、冒進；思想啟蒙也應是循循善誘、和風細雨式的。“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改革是有階段性的，人民的覺醒也是逐步的?，F在最需要的是魯迅所提倡的“緩而韌”的精神!

四、暴力化

按照“文革”思維發展下去，必然是暴力化，從“文斗”變為“武斗”。開始時，還規定“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提出“不要文，要武嘛”馬上收不住了，全國立即“暴力化”。紅衛兵四處打人，打老師，僅北京市就打死了一千多人，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等被一群女生活活打死，其他學校的校長、書記、老師也被關進“牛棚”，被打死打傷難以計數。整個國家一片恐怖，還要美之名曰“紅色恐怖”。似乎這也是一大中國特色，可以置不能隨便打人的世界普遍準則于不顧，在所謂“紅色”招牌下無法無天，草菅人命，并要標榜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無論什么惡事臟事壞事只要披上“紅色”的外衣，就化為最美好的事了。簡直豈有此理！

自此就出現了全國性的大武斗，越來越厲害，直到十年后的1976年10月抓起“四人幫”，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才逐步平息下來。

因此說所謂“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武化大革命”，一場暴力化的惡性運動。這與人們頭腦中存在著暴力化的“文革”思維是分不開的，認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武裝斗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崇拜脫離文明準則的“武化”行為。這樣下去，就只能退化到野蠻時代，永遠進入不到文明的現代民主社會。這個歷史的血的教訓，是應該深刻汲取的?？上е两褚矝]有真正從理性上進行剖析。

其實，“文革”思維就是一種野蠻思維，是人類處于低級、蠻荒時期的粗俗思維。它形成于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也泛濫于個人專權的時代，并受到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水滸》式中國民間“草莽”思維的浸透。人們受到這種思維的“馴化”和“奴化”，讓這種顢頇、渾噩的思維方式在自己的頭腦中跑馬，就自然會混淆黑白、是非顛倒，把歪理當作真理，把邪道當成正道，不自覺地成為某些別有用心者的幫兇和奴才，助長了悲劇的產生。悲劇之后，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內省自己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準則，重新開始新的合理的生活。這絕對不是作者在教化別人，而是通過自己切身的痛苦經歷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僅以政治觀點的“左”或“右”區分人言的正確與否，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政治觀點完全相反，一個是“左”派，另一個是“右派”，但深究他們的思維方式則可能是一樣的——都在“文革”思維中運轉自己的頭腦，只是表現形態不同罷了。有些人強烈反對“文革”及其制造者，但采取的方式和頭腦中的思維活動與其反對者如出一轍，完全一樣，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極“左”者一直往“左”走，“極右”派一直朝“右”行。然而地球是圓的，到頭來，兩人碰頭、相遇了，方明白彼此是一個樣，運轉著同一思維，臉上大概會“熱辣辣”的。由此可見，在理論與實踐中端正思維方式，根除“文革”思維，提高中華民族的理性境界是多么當緊！

人民惟望過長治久安、幸福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不希望社會動亂，也反對退回老路。人民的生活實踐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應該以此為準繩決定中華民族的走向，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封建專制殘余影響，從理論上肅清“文革”思維的流毒。否則，這種思維總會打著各種各樣的牌號，變換形形色色的面貌，卷土重來，使人民又遭遇難以自拔的歷史大悲??！

世人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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