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達人文關懷計劃】從6個到45個：“留守”陪伴者

71歲的廖祖彬，已經搬到江西省會昌縣，跟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了一年。作為一個近5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廖祖彬在會昌這個小縣里的名氣很大。

1998年，他創辦了會昌第一個專門為留守兒童服務的“樂園”，親自教數百個留守兒童教書認字。直到2011年，年事已高的廖祖彬不得不搬入縣城跟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而“樂園”也因此停辦。

墜入“樂園”

1998年，在江西省贛州市會昌縣小密村，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被判了無期徒刑。

和村里很多孩子一樣，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的大量時間交給了社會上的“朋友”們，直至偷盜搶劫。

也就是在這一年，剛剛從鄉鎮林業工作站站長崗位上退休3年的廖祖彬，被這個十來歲的無期犯的事情震驚了。他眼看著村里留守的孩子們“厭學逃學、打架斗毆”，心想：他們的父母不在身邊，自己為什么不把他們集中起來、督促學習呢？

很快，在1998年的春天，廖祖彬在自己家里創辦了全縣第一所“留守孩成長樂園”。

“因為窮，我家祖上三代都沒有讀什么書，所以很重視知識。家里的孩子都出去了，我退休后沒有負擔，就想把余熱貢獻到關心下一代這方面去，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說。

“樂園”最初的六個孩子，是親戚朋友陸續送來的。最多時，這里同時照管著45個留守兒童。先后有近300名學生入園學習，從這里走出的學生中很多都考入了重點初中、高中和大學。

最初進園的6個孩子中，有一個孩子經常偷自己家長輩的錢，偷學校東西。“這種不良行為再發展下去很不利，我就跟他講，‘從小偷針，大了偷金’。這樣下去，很容易犯罪。”

苦口婆心，孩子終于漸漸端正了行為習慣，順利考上了大學。多年之后，成了一位教書育人的老師。

于是，廖祖彬的“樂園”開始廣受關注?！　?/p>

有的孩子是家長送來的，有的是他去家訪時碰到的，還有學校宣傳動員后慕名而來的。一到周六上午，廖祖彬忙得連吃早飯都沒有時間——廳堂里總是坐得滿滿當當。

樂園的教職員工只有一個——廖祖彬自己。每周六上午，廖祖彬把他們叫到家里做作業，練鋼筆字和毛筆字，唱歌，講故事。

“他們都很沉悶，有失落感，性格比較孤僻，成績比較差，也不大聽長輩的話。”廖祖彬描述。這些孩子的心靈都處于亞健康狀態。

從來沒有當過老師的他，嘗試著去做一個陪伴者，傾聽這些長期被外界忽略的孩子的心聲，讓他們敞開心扉。

接觸中，有的孩子告訴他，爸爸媽媽在外地，很難通過電話交心。也有孩子表示，自己產生了逆反心理，跟爺爺奶奶的關系不好。廖祖彬總是耐心傾聽，然后為他們講道理，舒緩其情緒。

有一個孩子給廖祖彬的印象最為深刻。爸爸媽媽在他出生后很快外出打工，最開始是奶奶帶他，后來外公外婆覺得奶奶沒有文化，于是他在1歲時就被送到外公外婆處。一直讀到四五年級，他開始不聽外公外婆的話，留級后，又被送回奶奶處。

就這樣，孩子在親人中間被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奶奶帶了他一年后，叔叔生了小孩需要照顧，奶奶就把他送到了姑姑家。

最后，姑姑把他送到了廖祖彬家。

還有一個孩子，　他的父親在外地煤礦挖煤，不幸發生了礦難，父親被塌陷的煤層活活壓死了。事故發生后，這個孩子不再愿意讀書了，再也沒有來他的家。

他專門去探訪，發現孩子正一個人貓在家里哭。他給這個孩子做了足足一年多的心理輔導，才讓孩子從失去親人的痛苦中走出來。

不可持續之痛

2001年，廖祖彬籌建了一個小圖書館。“三分之一自己買，三分之一是捐來的，三分之一是各單位湊起來的。”后來又陸續有了乒乓球桌、跳繩、籃球、足球、排球、單杠。

2005年，幾位教師免費加入了他的隊伍。有的來他家講化學課，有的上書法課，有的來教唱歌。

留守兒童成長樂園還吸引來了很多支教的大學生。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主動聯系，申請暑假支教，隨后江西農大的學生也過來了。他們教孩子英語。這些大學生自己掏錢住在旅社里。假期結束回了學校，還從學校寄書回來。

一位參加過支教的大學生說：“盡一點綿薄之力，不要讓農村的孩子覺得繁華的城市太過遙遠。”

在當地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廖祖彬促成了當地公益教育機構和小密村貧困家庭的“結對子”。讀小學的貧困孩子每學期可以得到200元資助，初中400元，高中1200元。目前，得到資助的4個孩子都順利考上了高中。

隨著學校的順利開辦，廖祖彬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到當地留守兒童家庭的困境。

小密村有三千多人，青壯年大部分都在外地打工，以廣州和福建兩地居多。出門在外，他們只能一個星期往家里打一次電話，每年春節回來一次，在家待半個月就得往外走。

廖祖彬介紹說，在小密村的小學和中學里，父母雙方都在外務工的孩子，占全部學生數的38％。父母一方在外務工的，占60％以上。

孩子只能由家里的老人帶。但是隔代交流困難，“老人叫他們勞動他們不愿去，老人家要他們看書他們又不愿看。他們好玩。老人也好苦。”

而且，老人們對孩子往往溺愛，但在教育時，一般以批評居多，效果很差。他汲取了教訓，這所特殊的學校采取鼓勵政策，以愛的教育為主，表揚多，批評少。這一點受到了孩子們的歡迎。“他們爭著來，來了就簽到，最先簽到的會有表揚、鼓勵，他們好高興。”

此外，他也了解到留守兒童父母的無奈。很多父母回來以后，有的小孩不認父母。很多家長跟他訴苦：“打工沒有賺到錢，路費又花好多。春運回家，扒火車在火車里睡一晚的也有。但不去打工，哪里有錢供小孩讀書？生活怎么維持？”

不過，留守兒童樂園也觸動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長。有家長發覺在家里教育小孩效果很好，就真的留在了家里。一般是母親一方，父親繼續出去打工。

但這一切并沒能持續下去。

2011年，70歲的廖祖彬不得不搬到縣城和子女一起生活，留守兒童之家停辦。

“應該由國家組織學校老師去辦，因為他們水平確實比較高，教育學生比較系統。而且國家要給予資金補助，比如補課費。如果不是國家出錢，很多地方不容易辦好。”總結經驗時，廖祖彬說。

系統性難題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介紹說，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流動人口開始大規模出現以來，留守兒童就產生了。但這個特殊群體直到2002年以后才開始引起社會關注。

全國婦聯在2008年估算的數據是，留守在家的兒童約有5800萬。但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流動人口2.21億，留守在家的兒童遠不止5800萬。

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留守兒童主要分布在四川、江西、安徽、湖南等經濟比較落后的農業地區。其中四川作為勞動力輸出大省，差不多每2個兒童中就有1個 是留守兒童。四川留守兒童數量占全國留守兒童總數的41％，在一些鄉鎮，這個比例高達80％。約32%的留守兒童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同樣作為勞務輸出大省的江西，留守兒童數量雖然沒有四川多，但留守兒童分布的比較集中，僅江西贛州市，就有45萬留守兒童。

而且，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頗為嚴重。在江西農村甚至流傳著一首歌謠：“父母在遠方，身邊無爹娘。讀書無人管，心里悶得慌。安全無保障，生活沒希望。”

面對留守兒童引發的社會關注，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應對方案。以四川省為例，通過完備留守兒童檔案、跟蹤記錄、老師做“代理家長”等等服 務，試圖幫助留守兒童更健康地度過他們特殊的童年。關注留守兒童的NGO和其他社會力量，也在實施捐助、探望、建立暑期快樂學校等服務。

然而“留守”二字的沉重，源于農村社區的結構性瓦解、青壯年的大規模外流、務工人群在城市所處的邊緣位置短時間內難以改善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明顯不公。

據全國婦聯報告的統計，處于義務教育年齡階段的留守兒童約三千多萬，占留守兒童總數的52％。段成榮教授的研究則表明：小學階段，留守兒童的在校率很高，但進入初中階段以后，輟學率就不斷升高，14周歲的輟學率達到了6.7％，遠高于2.6％的平均輟學率。

這個龐大的輟學群體，還沒有達到足夠的就業技能，更缺乏系統的就業準備。他們早早離開了校園，有的步入了他們父輩們的外出務工之路，不久的將來，他們將生下新的一代留守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