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說事——專訪王蒙

“如果幾個派別用不同的觀點在那兒謾罵，兩邊吵得非常兇，有一個人帶建設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態度出來，很平和地說，你們不要這么吵了，咱們坐下來談談。也許兩邊的人會同時罵你，認為你在那兒裝腔作勢，認為你是一個偽君子。

這個說話建言者冒的風險，比他站在某一面謾罵不見得小，甚至于幾派會一塊來夾攻。我這一輩子常常品嘗夾攻的這種滋味。”

王蒙說他這輩子捍衛的只有游泳和寫作的權利。從1980年代起，每到夏天，王蒙都會到北戴河、煙臺等地寫作，他的《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我的人生哲學》、《青狐》都是在這里打的基礎。

2012年7月30日和31日，年近八十的王蒙兩次接受南方周末專訪，談他的新書《中國天機》。書中有王蒙對中國政治運動的回顧和反思，有對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的觀察和建言。

“我是中國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者、發展者、在場者、參與者、體驗者、獲益者、吃苦者、書寫者、求證者與作證者。我喜歡追憶、咀嚼與研討中國的問題。不聽信各式的信口雌黃，而要痛痛快快地寫自己的見解。”王蒙說。

王蒙靠《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震驚文壇，是毛澤東點名保護的文學新人，在1950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赴新疆16年勞動改造，1980年代回到北京后寫就《青春萬歲》，曾任中央委員、《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長。

“我曾經很欣賞咱們的一個哲學家，就是龐樸教授，他主張一分為三。在擁護與打倒之間，在歌頌與批判之間；在圣人和敗類之間，在英明和昏亂之間，都應該允許有大規模的中間地帶。”

王蒙自認為“能夠掌握住一個在維護總體體制這樣一個方針下面，很直白地發表了許多帶棱帶角的意見。這些訴求是建設性的，但是它也很有尖銳性”。

1950年代，王蒙閱讀了中共華北局的內刊，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當時想，為什么這個刊物不公開發行？讓老百姓都知道共產黨在想什么。這些年，他喜歡追憶、咀嚼、研討中國的問題，不愿聽信各式的信口雌黃，而要痛痛快快地寫自己的見解，這催生了新書《中國天機》。 （彭世團/圖）

杜絕“假大空套話”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你在書里提到的，官場上“假大空套話使政治信譽喪失”。

王蒙：我上初中時，聽國民黨北平社會局局長溫崇信在廣播里邊講話，講話本身那個調子，那個拉長的聲音就讓人反感到了極點，用的都不是他的聲音，是國民黨官場的腔調。與此同時，我見到了共產黨的代表叫李新（當時葉劍英身邊的工作人員），他跟我一講話，我覺得他那些道理都特別新，說話都特別充滿感情，充滿了政治的激情。

比如說我在讀蔣介石寫的《中國之命運》，實際上是陳布雷替他起草的，那文章里頭也都是呆呆板板，蔣介石最要命的是他的半文半白。你再看看毛澤東這些共產黨人寫的文章，多生動多活潑，用的都是自己的詞。

包括蘇聯那些特別富有煽動力的文章，比如斯大林在二戰時的講演，我就覺得比國民黨要強得多。共產黨沒有不敢批評的東西，孔夫子他也敢罵，蔣介石他必罵，美國、日本都罵，當然后來連蘇聯都罵，而且文風很開放。

現在的官話系統之強大，連兒童都受到影響，我被邀參加我70年前上的小學開學典禮，就連小學開學典禮上，從校長到教師到學生代表的講話，一律是念稿，一律是陳詞濫調。

南方周末：八股式的官話譜系是怎么演變而來的？

王蒙：全是枯燥，假大空、套話、空話，甚至是乏味。怎么造成的？我覺得和歷次政治運動，抓說話的辮子有關。“文革”當中，容易抓別人辮子的就是說話，禍從口出。

禍從口出怎么辦呢？第一是不說話，但有時候必須說話，那我重復你的話，我要表達對領導的忠誠，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