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財長”宋子文

來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義小花，在宋子文年輕的心上微微撥動過，卻不曾找到在中國培植生根的土壤。自邁入國家機器，他不自覺地成為“國家意志”、“統制經濟”、“中央集權”的執行者和代言人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這一天出版的《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兩周前，他剛在重慶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

封面上的宋子文遠眺前方，意氣風發。“通往勝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國的宋子文”標題下面，《時代》用了這樣一個小標題。封面文章稱宋子文的出任，“將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帶來希望”。

被排斥在中央權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壇。這一次，他到達了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長、外交部長兩職，并實際掌控了財政、金融和經濟大權。

沒有人會責怪宋洋溢出來的自信與驕傲。當時的局面是一片樂觀——經過8年浴血奮戰，抗戰終于取得了關鍵性勝利；還有他不辭辛苦爭取來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筆高達5億美元的長期無息借款——這將為中國戰后的恢復和重建輸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萬分努力、萬分忍耐”，連美國人都被深深打動了——稱他是“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游說家”。

“通往勝利的路”確實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孔祥熙剛剛被趕下臺，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經濟被戰火摧殘，物價上漲如脫韁野馬。據《劍橋中華民國史》的數據：從1942年到1944年，物價每年上漲約237%；1945年僅1月到8月，價格就上漲了251%。在大學里，營養不良成為普遍現象，教員和學生都生活在“餓死的邊緣”，瘧疾和肺結核隨處可見。

和這副民生凋敝的場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員普遍的貪污腐化。獨立的報紙上充斥著各種黑幕的消息，這些故事流言虛虛實實，其中不少有夸張和捕風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騰，尤其是知識分子們，他們可以承受清貧、“共赴國難”，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敗猖獗到這個地步。

“美元公債丑聞”、“黃金舞弊案”，接二連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聞，也令美國非常不滿——他們不能忍受對華援助“肥”了中國貪官的腰包。

相反地，宋子文給英、美的政府高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國總統羅斯福欣賞宋子文的率直，曾親口對宋子文說，他很愿意與宋打交道，但是對孔祥熙不敢恭維。為中國貨幣制度改革當顧問的英國首席經濟學家李滋羅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他認為：如果中國繼續執行孔祥熙的財政政策，市場非垮掉不可。

“還是讓宋出來吧。”他們對蔣介石說。

兩朝“國舅”，兩任“財長”

這是宋子文踏入政壇以來第3次掌控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與經濟大權。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孫中山建立的廣東革命政權；第二次和蔣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國民政府。

前一個是他的親姐夫，后一個是他的親妹夫。兩朝“國舅”，兩任“財長”，復雜的姻親關系與個人的政治命運，使他和他的家族成為各種小說、傳奇、電影的主角，任人們談論、猜測、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慶齡。1923年2月，陳炯明被趕出廣州，孫中山回到廣州，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府，出任大元帥，第3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

新生政權面臨種種難題，尤其讓孫氏焦頭爛額的是財政問題——為了籌款征稅事宜，新政權和當地金融工商界的關系十分緊張。于是，已成為孫夫人的宋慶齡把畢業于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的弟弟引薦給了孫中山。從情感上來說，在宋家兄妹中，他和慶齡最為親近，兩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

年輕的宋子文此時正在經歷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歸來后，他幾度投身實業，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懷家的漢冶萍公司上海辦事處擔任秘書。他常常出入盛府，成為盛家七小姐謹如的英文老師，郎才女貌，兩人很快墜入情網。然而，在看重門第的盛家看來，這位堂堂哈佛畢業生算不上有來路的世家子弟，不過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兒子。

在盛家“棒打鴛鴦”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懇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終于沒有勇氣成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壇新貴的宋子文對年輕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張樂怡一見鐘情，后結為夫妻。盛家則悔之不及。

在廣州，宋子文很快在財稅事務方面顯露了干才。孫中山也不斷地對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為其大本營秘書；同年5月委托他籌備中央銀行；10月委任他為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1924年8月中央銀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長。1925年，年僅31歲的宋子文出任廣東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宋子文不負所望，將他所學的現代西方金融知識一一運用施行，籌建中央銀行，統一廣東財政，對財政機構和征稅體制進行整理，使得廣東革命政權漸漸擺脫了財政困境，并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被人稱作“中國的漢密爾頓”——漢密爾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財政部長。

隨著北伐的不斷推進，身為軍事首腦的蔣介石控制了江浙的軍事局面。孫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漢民、汪精衛的分歧日益加深。蔣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攏進他的陣營，在他眼中，宋的理財與籌措軍費的才干“決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慶”號的宋子文，奉武漢國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執行統一江浙財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區，以滿足新政權的急需。同日，國民政府也致電上海當局和各方，要求他們服從、配合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全權管理財政事宜。

早年混跡上海灘、熟悉地頭的蔣介石早已搶在宋之前，和虞洽卿、榮宗敬等上海金融實業頭面人物商談過，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對抗的江蘇財政委員會，聲稱將由該委員會來實行財政統一。

4月12日，蔣介石與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公開決裂，隨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寧漢之間出現了兩個對峙的政權。蔣介石隨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間，把本來屬于國民黨中間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擇的境地。

滯留在上海的宋子文處境頗不理想。他沒有公開斥責過蔣介石，但對蔣的作為是不滿的，他曾對美國記者文森特·希恩談到，盡管他討厭諸如勞工煽動和罷工等群眾運動，但他認為南京政府只是一種改頭換面的個人獨裁政權。武漢盡管有共產黨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國民黨純潔的正統。

在和哈佛法學院教授赫貞的談話中，他悲觀地感慨：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國，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F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蔣介石任命其特務處長楊虎為上海警備司令，陳群為各軍政治部主任兼特別軍法處長。據漢口的報紙報道：楊、陳時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窺測動靜，宋亦曾收到過匿名恐嚇信，每日只能深居簡出，避免社交。

美國記者希恩在其回憶錄里寫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務的監視（這幢住宅從建造以來，白天黑夜每時每刻都在監視之下），這使他心情十分緊張，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為這個城市無處沒有蔣介石的士兵，他們轉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們抓走，那就只有兩條路：當財政部長，要不坐牢。”

宋子文從來就不是一個肯輕易就范的人，他的個性更使得他對蔣介石近乎脅迫的方式異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開始一點一點地傾向了蔣介石。

武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