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達人文關懷計劃】張開眼睛，聽電影

“三毛把真絲襯衣脫下來甩過去。”播講人對著畫面說。

“呦呵呵！”聽眾贊嘆。

“把鞋子踢到貴婦的身上。”播講人繼續說。

“唉呦，真厲害！”聽眾中有人點著頭。

“披著一條毯子和流浪兒們走出門去，又住回大街上。”

這是一個人在“講電影”。十幾個盲人靜靜坐在她身后，他們就是聽眾。

“小癟三！”畫面上的中年人開始向流浪兒叫罵。

盲人們互相小聲嘀咕起來：“嗯，我知道的，上海人就是這么罵人的。”

1

這是在給眼睛不好的人們“講”電影。

每個星期六上午，民間公益機構紅丹丹，都通過“心目影院”的平臺，組織志愿者給視障人群講電影。成立9年來，已經講了三百多部電影。

盲人張建國照例起個大早，在由遠及近的鴿哨聲里，下19路公車，向西十步，右拐進大門，穿兩進院子，踏進右手邊的堂屋。這是老北京城腹心地帶、鼓樓腳下的胡同深處。

他喜歡革命戰爭題材的中國老電影，《渡江偵察記》、《平原游擊隊》，聽幾遍也不厭；鄭保林喜歡外國經典老電影，廣播上聽了不過癮，再來紅丹丹聽。

“心理學上講，一個開門聲、一個腳步聲，后面能維持的空白時間，不超過7秒。一句話話音落下不能停1分鐘，要不然盲人就該問了：怎么了？”老播音員蘇京平退休后，常常跟志愿者們一起分析講電影的要領。

空調是CCTV2捐獻的，電視是創維捐獻的。墻上貼滿了電影海報。幾十平米的屋子擺設簡單，但是滿滿當當。

人多的時候，坐滿一屋子。

這里來過很多名嘴。盲人鄭保林，就是2006年聽了央視王小丫講電影之后，徹底成了紅丹丹的粉絲。

紅丹丹創始人大偉講的《天下無賊》，一直讓盲人老劉記憶猶新：“黎叔冒充警察，真警察過來捅他的時候，他還裝呢，人家早看穿了：‘帽子摘了，起來起來！’”

《盜夢空間》他們聽不太懂?！缎腋r光》他們很不喜歡——那個趙本山扮演的下崗工人。用善意謊言幫助盲女的故事，卻刺傷了盲人們的感情：“拍得太假，違背了盲人的生活規律，給那姑娘一張紙，就說是信。這樣騙盲人，太過火了。雖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們不喜歡。”

這里也講過《廊橋遺夢》，盲人們討論得激烈，大多認為：幸虧女主人公堅持了家庭，沒有選擇繼續錯誤的方向。對于他們來說，更愿意在電影里看到一個邏輯明快、是非分明的世界。

2

51歲的張建國，孤身過了大半輩子。

十幾歲讀盲校、畢業進福利工廠，工廠垮了之后，回家領低保和養老金?，F在每個月的收入，是1360元。

論基本生活，這些錢夠花了。

飯能自己做、衣能自己洗，就算買東西費點勁，進了超市，也有導購和熱心的人們幫忙帶路。但可去的地方，實在太少。

原來，北京市殘聯有活動，教唱歌、下棋、打牌。2011年合唱團的盲人們鬧了矛盾，唱歌的活動減少了很多。日子久了，也覺得下棋、打牌挺單調，于是改去虎坊路的盲文出版社。那里有盲文圖書，還能參加一些培訓。

而盲人鄭保林習慣去的地方，除了紅丹丹，就是西城區圖書館了?？疵の臅?、猜燈謎。

這些為數不多的地點，成了他們的精神寄托。鄭保林說：“活躍活躍心情，充實一下生活。”

前幾天紅丹丹重講了《渡江偵察記》，志愿者問：誰記得這個電影講的是什么故事？

張建國馬上舉手發言，這是他鐘愛的電影、熟悉的故事。他很愿意回憶這樣的經歷：“就跟老師提問似的。”

“原來每天上班，現在去那兒就像上班一樣，有個團體氣氛。有時候大家伙互相打電話問問呢：知不知道這禮拜六講什么電影??？見面打招呼時候說：今兒禮拜幾了？這禮拜你去不去??？都盼著呢！”

比起張建國，鄭保林要幸運很多。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至今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在生活上受到他們的照顧。

年輕時，也不停有人介紹女孩子。盲人的情感問題是個大難題。兩個盲人一起生活的機會并不多，即便有，生活上的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找健全人，女盲人幾乎不可能，男盲人的顧慮就是——怕被騙。這樣的事情，在盲人圈子里毫不新鮮。

不是沒有人給鄭保林介紹過身體健全的女子，他還是放不下種種擔心，最終作罷。

左右兩難的狀態中，幾十年一晃而過。今年鄭保林54歲，已經不再考慮此事。他笑著說：“世上這么多人，也不在咱這一個是不是傳宗接代。”話是笑著說的，心里的苦澀卻掩蓋不住。

同樣，如果沒有意外，張建國剩下的歲月，就將在家、紅丹丹和虎坊路盲文出版社三點一線的歲月中走過去了。

來聽電影，是個老朋友聚會的機會。“這里沒有圖書館設備好，但是志愿者們人好。”

張建國和鄭保林在盲校時就認識。如今，兩個中年單身盲人每周在紅丹丹“見”面，電影開場了就并排坐在一起。一個肩膀不利索了，另一個就給幫著捏捏。

盲人的朋友都是盲人。聽完電影，在門口胡同的小酒館里喝上一盅，吃幾個小菜，聊電腦手機、聊哪里的盲人按摩店有工作機會，就是他們莫大的享受。

3

紅丹丹的創始人大偉和鄭曉欣夫婦，從最初涉足殘疾人題材的無障礙視聽電視欄目開始，接觸到了殘疾群體，后來培訓盲生，想幫助他們在廣播電臺就業。

普通話的一級甲等拿下來了，電腦應用學會了，也能跟采訪對象對話了，但嚴酷的現實是：“他們的知識構架和思想方式還是盲人狀態，沒法承載媒體人的社會角色，視覺障礙讓他們沒法了解完整的事物和社會生活的常態。”

兩口子蒙上眼睛，用盲棍走很遠的路，去體會盲人的感受。

終于有一天大偉明白：盲人需要的，就是看見。他們為什么不說出來？因為一旦說了，就證明自己是瞎子，不得不靠別人來生存。

由此，紅丹丹確立了面向1233萬盲人的服務方式——視覺講述，以及圍繞視覺講述的各種服務。講電影，就是一種信息補償方式。在短時間內，反映人類社會的歷史事件、人的成長經歷，讓盲人看到國王、乞丐各色人等。

社會對這個人群的陌生，曾經讓大偉吃驚。

“心目影院”剛開始時，“屋里那氣息，都讓你沒法待”。

有一回，一位盲人踏雪而來濕了鞋襪，志愿者想幫他換一雙，結果襪子脫下來，竟能和鞋子一樣立在地上——不知有多久沒洗了。

他們的生活，是何等孤絕。

越是接觸，大偉就越是深感：社會對盲人的了解太少，助殘行動的常規化、專業化程度太低。他們苦于找不到關于盲人社會和心理影響的研究，社會理性助殘 的主動性非常不夠，大多時候表現為盲目的有閑文化。常見的社會意識，會把殘疾人和健全人的區別，當作區分人群的方式，甚至把“健全人”稱作“正常人”，有 的健全人對殘疾人給予俯視關愛，有的進入另一個極端，變成仰視關愛，這就更容易造成殘疾人“以殘賣殘”，不利于形成真正平等的人際關系。這樣一些怪圈，都 是缺少研究、了解的狀態下造成的。

4

電影演到三毛露宿街頭、被人追打的時候，劉阿姨站起來走了。

上一次，也是演到一個悲傷的地方，她“看”不下去了。

后天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致盲的人群，是心理特別脆弱的人群。

先后有過很多人來紅丹丹當志愿者。為盲人服務并不簡單，他們的心理敏感、微妙，讓他們感受到平視的尊重，比在生活上、行動上的照顧和幫助，更重要。

因為生病而致盲的李愛芬，曾經在失去光明后長達幾年的時間里，不準家里人看電視，電視一開，她就沖到窗邊去喊著要跳樓——她忍受不了自己失去視覺的殘酷現實。

就像講電影一樣，她的家人也開始嘗試著給她講講眼前的世界，終于她有一天主動說：你們看電視吧。

原本在公司做行政的曾鑫，2005年從廣播節目里得知紅丹丹的事情，做了三年志愿者之后，2007年正式成了紅丹丹的員工。

她有了很多盲人朋友，“他們像你生活的一面鏡子。老跟他們打交道，你就不能不想：我要是有一天看不見了，能不能走出家門？能不能對生活不恐懼？能不能活下去？”

這種自我反思，被歸結為“殘健之間的雙向回歸”。

“跟盲人說話，你最好先輕輕碰他一下，讓他知道你在他旁邊。如果要離開，也先跟他說一聲，或者輕輕碰他告訴他，別不聲不響地走開，要不然他會以為你一直在那里。”

視障人老黃的拿手絕活是叫賣。他從小在胡同里長大，也愛聽相聲，自己學了一番老北京街頭叫賣。如果有人愿意聽，他就會扯開嗓子：“豇豆黃瓜辣椒西紅柿嘍……”

眾人使勁鼓掌，笑紋浮上老黃的額頭。雖然，也許他們已經聽過很多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