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說誠信

一、假冒偽劣泛濫，誠信流失

這幾年，網上和市井細民們議論最多的就數假貨泛濫了，人人怨它、恨它，但又擺脫不了它。不論任何東西只要有了市場、能夠賺到錢，馬上就有假貨跟進，如影隨形，緊跟不舍。人們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受騙。網上流傳著一個有些殘酷的“笑話”：一個農夫，買來種子播下，到秋季竟然顆粒無收，因為種子是假的。老農決心一死，買來農藥一瓶喝下，居然沒死！因為農藥是假的。一家人慶幸人沒死，買來一瓶酒慶祝，結果全家人都死了，因為酒是假的。雖然，假貨不會如此湊巧地都到這個倒霉的“農夫”家中聚會，但誰也否認不了這類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個故事還僅僅說到農夫所受到工業和零售商業的傷害，因為他們是現實社會中最弱勢者，大家的同情多在他們一邊。其實農業上也自有它們的假，這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系更密切。毒牛奶，假雞蛋，含瘦肉精的豬肉，肥皂粉，抗生素催肥的水產品，假的“有機農產品”，甚至有些地區的農民根本不食用自己種植的為市場提供的農產品（其假的程度可以想見）。服務業如教育、醫療保健、餐飲住宿、文化娛樂、金融、旅游、房地產等行當也在以各種方式造假，以回應各界。適逢年底，甚至在網上可以看到有人吆喝代寫“打假總結”，這真是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人人打假，年年打假，而“假”不能絕，人們憤怒地說這是“假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但很少懂得造假傷害最大的是民族的誠信。昨天檢查身體，退休的同事久不相見，在一塊聊了起來。一位搞當代文學研究的老大姐自述苦惱說：“真是現在最可怕的是什么都不敢相信了。你覺得特好的事兒，說不定就是一場大騙局。”誠信的流失，給平民百姓帶來了焦慮，再嚴重些就會使得社會渙散瓦解。

二、古代社會的誠信

難道華夏民族缺少誠信嗎？否，人類告別野蠻、組成文明社會，第一不可或缺就是誠信?？鬃右?ldquo;文、行、忠、信”四條教育學生。認為“信”是做人立國之本。子貢問政，孔子回答他三條：兵、食、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何者為先？孔子回答為“兵”“食”，唯獨不可無信?？鬃诱f：“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是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的主流思想，特別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國家社會要靠誠信維持、人與人關系要靠誠信維系。

從歷史教科書上我們看慣了皇權專制下統治者之間的爾虞我詐，遂有人懷疑儒家政治主張實現的可能性。其實爾虞我詐只是皇權專制政治的一面，歷史上的正統皇朝壽命大多在二三百年之間，如此長的時間的統治完全依靠高壓與詐術是不行的，其日常行政必由相當的誠信度來維系。

另外古代生產率不高，統治成本很低，大多皇朝的統治只到縣一級，基層多靠宗法自治。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表現，宗法制度下的四民——士農工商是處于熟人社會中，誠信是他們立身立業的基礎，正如《論語》所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談到他所生活時代人們的誠信：西洋的商人到現在（指寫作此書時的1930年代）還時常說中國人的信用是天生的，類于神話的故事真多：說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還是他祖父在中國時訂的貨，一文不要地交了來，還說著許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話——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費先生在解釋這些現象時說，其根源就在于兩個字：“熟悉”，人們所處的是熟人社會。他說：“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一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F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這不是見外了么？”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再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這感覺是無數次的小磨擦里陶煉出來的結果。也就是說“守信”不僅是長期所受到教育的結果，也是客觀社會環境所決定的?；蛘哒f社會風氣就是這樣，人們只是照此而行罷了，甚至沒有誠信或不誠信的考慮。這是誠信的最高境界。

我個人也有這方面的體驗。小時候北京還不到100萬人，偌大的北京，空房、空院子招租的很多，菜市口以南、以西，磁器口以東，還有不少墓園、菜地，至于城墻以外就都是莊稼地了。那時北京還是帶有農村色彩的城市，大多數居民是老住戶，街里街坊，都是熟人社會。當時家里讓我去買東西沒拿過現金。如讓我到二三百米之外的小鋪“買（口頭語往往說‘拿'）條煙去”，我到那個小鋪拿條煙就走，小鋪的掌柜在我家的賬戶上記下一條煙。我們不懷疑店主會記上兩條，店主也不懷疑三節（端午、中秋、過年）算賬時我們不付錢。當時許多住戶吃菜、吃油也多是由固定菜農和油販子送，年底算賬交錢，當時叫做“賒賬”。我家并非是什么豪門富戶，經濟狀況也就是自給自足。我家的經濟行為和參與的交易方式并非是特例。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1954年，我考上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中。剛上學時，不能入伙，只好在附中北邊一點的小飯館吃午飯。家長到小飯館（當時尚未公私合營）給我立個“折子”（個人記賬本），每天到那里吃飯，記在折子上，月底算賬。我一連在那里吃了兩三個月，才轉到學校食堂吃飯。這是當時許多飯館的經營方式，其基礎也是互信。那時北京大多店鋪的經營方式還保留著帶有小農質樸色彩的市場運作。

三、誠信的流失

是不是到了工商社會、市場經濟就不需要誠信了呢？其實市場經濟更離不開誠信，誠信是實現商品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保障，欺騙只能增大社會交易成本。

那么，社會誠信是如何流失的呢？我認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計劃經濟、也不在于公有體制。1950年代初，社會誠信之風是人所共睹的。社會誠信之風的衰減在于其后幾十年階級斗爭的政策與實踐，它使人們的思想意識脫離了和平時期正常生活的思考，進入了戰爭軌道，思考多遵循戰爭的邏輯。

新中國成立以來，大規模的戰爭（暴風疾雨式的階級斗爭）結束了，但打了幾十年仗，戰爭意識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然而后來的戰爭意識不是先前暴力革命的遺留，而是后來高調提倡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結果。什么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就是階級之間的戰爭。在中國它比一般的戰爭更要“普世”，因為一般戰爭只是軍人之間的游戲，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雖然沒有大動干戈，但確確實實是要每個人都參加的沒有硝煙的所謂的“人民戰爭”。從而戰爭意識深入了當代每個中國人的心，至今揮之不去。

戰爭意識的核心就是《孫子十三篇》中所說的“兵者詭道”和“兵以詐立”之類。也就是說戰爭除了是力量的格斗外，更是智慧，或說是謀略詐術的較量，陰謀詭計、設局欺騙都是戰爭的題中應有之意。因此，交戰的雙方沒有互信，特別是不講任何規則的“超限戰”（這是競賽誰更沒有底線的戰爭）。

我們搞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具體來說就是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從新中國成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就有五六十次之多。每次運動之前，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不起床，像打仗一樣構思戰略部署，也就是思考如何引誘敵人上鉤，如何把他們集中到一起“聚而殲之”等策略。難道這些需要什么誠信嗎？孫子解釋“兵者，詭道也”時說：“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總之就是外在表現要與實際情況相反，給敵方造成假象，讓敵人發生錯覺。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階級斗爭日漸尖銳，他料定中國必也如此。他曾說：“階級斗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就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毛選五卷•做革命的促進派》）“階級斗爭”“緩和”只是一個策略，目的是誘使敵人進攻，就是孫子所說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這雖是整風之后的總結，但也是事先部署。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選五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然而，在整風開始時，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單位領導動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青年學生積極參加運動，破除“三害”，因為“‘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給我們的黨造成極大的危害”。而且再三強調大家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許多積極分子也是這樣理解運動的，但他們真的照辦，就不免成為上鉤之“魚”，或出洞之“蛇”。為此毛澤東還特別關照各種報刊，要盡量地“放”不要反擊?！度嗣袢請蟆坟撠熑肃囃夭环e極刊發“反面意見”，還被毛澤東召到中南海嚴詞訓誡。待人們鳴放得差不多了，便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并給五六十萬提意見者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大批地送往農場勞動改造，不少人為此丟掉性命。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場對待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斗爭，只有讓敵人盡量地表現，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他們從群眾中剝離出來，否則就不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其潛臺詞是對于階級敵人，“陰謀”“陽謀”都只是工具，識別與消滅他們才是目的。

上面如此對待“階級斗爭”，下面如何應付呢？特別是那些被上面視為“階級敵人”的各類人等，何以自處呢？用躬逢“整風反右”全過程的李慎之的話說：“反右派斗爭一開始就可以說是大獲全勝。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里，軍隊在我們手里'，幾個知識分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只有求饒的分兒，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饒，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蓱z他們根本沒有什么‘械'又如何‘繳'，只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這就是聶紺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的由來。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于人民'的。”那些老實誠篤的，真的沒有什么“反動目的”的，也就是無“械”可“繳”的是最慘的，他們只有兩條道，或是撒謊、說假話，美其名曰“說違心話”;或者“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有不少就真的死了。

經過十多年的反復折騰，知識人也漸漸弄懂了，既然需要你去飾演“牛鬼蛇神”，你的前途就是積極配合，不要怕自污自辱。在檢查交代中，都要摻點水分、“老尺加一”，說些過頭話。已去世雜文家牧惠先生曾與我說起他在“五七干校”勞改時被批斗，革命群眾抓住“文革”前他寫的雜文逼他交代寫作時的“反動黑心”，問他為什么寫這些“反動透頂黑文”。他交代：“我的目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這樣一竿子插到底的交代反而使得革命群眾沒詞兒了，檢查通過，批斗結束。“文革”中，我當反動學生在農場勞動時，有個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的同學，常常丟三落四。有一次出工干活，把《毛主席語錄》（那時勞動都要帶語錄，休息時學習）丟在外面，夜里被雨淋了。職工發現了，把《語錄》交到了反動學生“管理組”。當時這是件大事，開大會批判他。管理組質問，你為什么把《語錄》丟在外面？他回答：“我仇恨毛主席，故意把它丟在外面，讓雨淋！”質問的人對他這樣狠的自我上綱也很驚訝，不知如何處理，事情也就到此為止。我們能責備他們不誠實嗎？從理性角度誰也不會相信這些“自我交代”，但在那種環境下人們追求的就是出現那種尖銳的對立，沒有也要制造一個。這樣就需要“愿打愿挨”雙方共同制造的騙局。當互相欺騙成為人們公認的相處之道時，自然社會上的誠信也就越來越稀缺了。

這種激烈的折騰，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真是心膽俱裂，要想生存，或過安穩一些的生活，如果僅僅是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學古人的“金人三緘其口”那是遠遠不夠的。得要保持進攻姿態才更安全，因此要按照戰爭意識去思考，毛澤東不是說“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嗎？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歲月中，只有發現敵人、與之斗爭，自己才能獲得安全，甚至得到嘉獎。在這種意識支配下，滿眼都是敵人、處處都是陰謀。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所有人頭腦中那根掌管斗爭的“弦”都高度緊繃起來。每個人都要戴著顯微鏡去搜尋階級敵人;本來搜尋的目的是自保，當它成為人們的普遍意識甚至自覺的時候，就更增加了自保的難度。每個人要更加戰戰兢兢地把自己偽裝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人和人之間還有什么信任？有的只是互相防備！人際關系降到了冰點以下。朋友相見說的都是官話、套話、假話、應付話（后來自我開脫稱作違心話），就是沒有真話。方成先生曾有一幅漫畫叫《談心》，畫的是兩個人揣著手“談心”，但他們各自戴著大口罩，上面分別寫著“全面專政，形勢大好”和“堅決捍衛，高舉緊跟”。特別形象地反映了“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沒有絲毫信任可言的風氣。

四、新時期并未完全根除的戰爭心態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廢除了以“階級斗爭”為中心極“左”政策，黨與政府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生產和建設上來，開始了一個全新時期，然而幾十年的教育和實踐所形成的戰爭意識及其所造成的社會風氣不會一下子消除，無論朝野上下還是習慣了以戰爭思維看待生產與建設，仿佛經濟建設、恢復人們的正常社會生活也是在進行一場戰爭。人們某個建設工程還是比做某個戰役，把商場比作戰場……這不僅僅是習慣了術語的問題，更說明了戰爭的邏輯是深入人心的。其實，我們這次改革不是“十年教訓，十年生聚”為下一次戰爭做準備，它首先是恢復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在此之前，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生產生活需要市場經濟，因而市場經濟與戰爭有著不同的邏輯。如果從整個人類史的角度來看，其本質是“雙贏”的。市場交換的結果不是從地球上抹掉對方，因為商品的經營者總是需要消費者和原料供應者的，市場經濟發展使彼此生活得更好（不管雙方是否有這樣的意愿）。而戰爭就是拼個你死我活。而過去的階級教育，把市場交換籠統地稱為資本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的大敵，經過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人們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其實市場經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就有的生活方式之一，只有極特殊的時期（例如戰爭時期）才會中斷。抱著對敵斗爭的心態去處理經濟問題還能用誠信嗎？大家深信的還是“詭道”。聽研究先秦諸子的學者李零先生說，有些商人向他請教如何將《孫子兵法》用在做買賣、研究營銷、研究管理上。他認為《孫子》只是一部兵法，是軍人的讀物，供軍人活學活用，用來打仗的。兵法是殺人藝術，是對人類道德的最大挑戰?！秾O子》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兵以詐立”，戰爭殺人，不擇手段，對軍人來說，這是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但在講究誠信的商場上，商人卻不應該也不能用指導戰爭的兵法來指導商業活動?？上Ю盍愕囊庖娫S多經營者是聽不進去的。當然這也與他們不從長遠角度考慮自己企業的發展（長期發展是要依靠產品的質量和建立品牌，這都需要誠信），只注重短期效用有關。

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許多人在內心并不把它看成一種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只視為是一種臨時的措施，是面臨經濟困難之際的無可奈何之舉，若干年之后還要恢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觀念使得許多投入市場經濟洪流的人們少的是持之永久的觀念，多的是撈一把就走的投機心態。這更助長“假冒偽劣”產品興盛的勢焰。這就是文章開頭所說的那些不正?，F象。

誠信的丟失給我們帶來越來越多的損失，應該總結經驗教訓，“挽狂瀾于既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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